1977年，邓小平如何决策恢复高考| 科学春秋
►1979年，几位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在登黄山途中偶遇75岁的邓小平，当面表达感谢。
撰文｜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责编｜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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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招生考试史的新纪元，也是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谈论和回忆的一个话题，高考改革也一直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
高考是一个万众瞩目、影响重大的教育考试制度，而1977年恢复高考，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开创新局的分水岭，是弃旧图新的标志，因而被一些论者看成是个人和民族的“诺曼底登陆”，［1］是“中国青年的复活节”……。确实，1977年的高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它是一段值得珍藏的历史，是一种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
突破坚冰的举措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以后，开始终结持续十年的混乱状况，社会要逐渐走向正轨，要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必定要有一个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而恢复高考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因此高考迟早会恢复。但在1977年就恢复，则是必然中的偶然，与邓小平的英明决断密切相关。
现在人们才了解到，1977年8月4—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召集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的前几天，每会必到的邓小平在一旁安静地听，既不引导大家往哪方面谈，也不对别人的发言表态。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说：“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他说，大学的学生来源参差不齐，没法上课，必须废除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恢复高考招生，凭真才实学上大学。在会上，查全性还指出当时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2］
听完査全性的一番言论，邓小平没有表态，他环视四座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见在座的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纷纷表示赞同，他又问当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一些代表说来得及，于是邓小平最后表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査全性的发言是引发邓小平表态的重要契机。据当时的高教司司长刘道玉的回忆：“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我向这位代表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会前，我在天津、顺义县作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听后，他说：‘好，这个题目好，我明天就讲这个。’”［3］所谓“十六字”方针就是“文革”后期推荐工农兵到大学的基本原则：“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而刘道玉提到的那位“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就是查全性。
但查全性对此的回忆却与刘道玉有所不同，他后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对于当年那一重大事件的回忆为：“发言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讲什么，也没有任何人建议我怎么讲。我估计，虽然个人有点风险，但风险也不大。其实，我知道大家心里对这些事的看法基本是一样的。我讲的这些内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新奇，大家都是这么想。”［4］两位参与者的回忆明显有出入。
不仅如此，参加此次会议的温元凯又有另一种说法：“我就说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的方案。这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四分之三。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我记得邓小平说今年就改，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工农兵招生方案已经发下去了。邓小平当场就说，发下去了收回来，推迟几个月。邓小平做了决定以后，我们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五分钟。8月8日，邓小平做了总结性发言。”［5］
►1977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果断决策——恢复高考。
历史过去时间并不久远，许多当年参加会议的专家都还健在，对这次会议的重要细节已出现不少互相矛盾的回忆。可见历史需要进行复原。其实，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一些专家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只是邓小平决意恢复高考的诱因。应该说，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之前，邓小平已经有意要恢复高考了。在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就有重振教育的举措和想法。在1977年5月24日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邓小平便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6］这句话已表明有恢复高考的含义。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自告奋勇”管科技和教育，1977年7月29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汇报时，邓小平便说：“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明确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7］可见1977年8月科教工作座谈会，便是借机提出恢复高考、实现其设想的一个场合，而决定恢复高考，则是邓小平抓教育的“具体措施”。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重新召开了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由于还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一些人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等持反对态度，教育部主要负责人也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以至于会议久拖不决。到后来，9月19日，邓小平找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明确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关于恢复高考，邓小平批评道：“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8］9月21日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后，形势急转直下，招生工作会议在9月25日顺利结束。
9月30日，教育部呈送恢复高考的报告。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至此，高考从制度上正式恢复。过去，高校招生原来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恢复高考后改为：1.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实际报考和录取时，虽然各地执行政策的情况不一，也有部分人还因政审被卡，但大部分地区是做到自由报考的，许多知识青年及其家庭通过77年的高考得到了翻身的机会。因此，1977年的高考，是文化基础较好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的解放日，是渴求知识但没有背景和关系的学子的盛大节日。
回顾40年前的那段历史，可以看出，恢复高考最主要的因素是邓小平高瞻远瞩，力挽狂澜。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敢于推动时代前进车轮，其个人与恢复高考，兼有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因素。在“文化大革命”还未否定、“两个凡是”大行其道的时期，恢复高考确实是一个突破坚冰的重大举措，需要有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否则高考不是中断11年，而将是中断12年或更长几年。
空前绝后的考试
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像秋天里的一声惊雷，唤醒了千万个中国青年沉睡的梦。经历过多年的中断和推荐上大学后，突然间，广大知识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不再操决于他人，不再由出身和关系来决定，而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通过公平竞争来决定，确实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特大喜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77年的冬天无疑是中国教育史的春天。知识青年欢欣雀跃，奔走相告，踊跃报考。从1977年10月21日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到12月中旬真正进行高考，所有准备高考的考生和家长都有种兴奋莫名的情绪，许多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的子女准备同时参加高考，全民都在议论恢复高考这件事，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每个中学都为自己的各届毕业生辅导备考，每一场辅导课都挤满了听众，每一个精于辅导的老师都十分受人尊敬，每一个善于答题（尤其是数学题）的备考者都受到人们的钦佩。大家都有一种兴奋、好奇、期待、憧憬的心理。经历过11年的中断，谁都不知道真正的高考会是什么样。虽然大家明白各高校招生人数不多，但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招生数字，谁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考上，谁都觉得自己不见得考得上。当时绝大多数人确实都是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情进入考场的。
经过浴火重生，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最壮观的一次高考。十年耽误和积压，一朝汇聚和喷涌。大家通常说“文革”10年，但一般人很少注意到高考并不是停废10年，而是中断了11年。因此，77年的高考是从66届到77届12个年级的中学生一起竞争，如果加上当时允许部分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实际上77年有13个年级的人才一同走入考场。
►恢复高考后报名场景。
这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场景。与考者经历五花八门，年龄差距大，不仅有许多兄弟、姐妹、师生同考的情况，还有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现象。当时能步入考场者，都带着一种兴奋、好奇，以及些许紧张的心情，还有感到一种神圣的感觉。77年淳朴考风，考场绝少人想作弊。当年在吉林监考的老师裴先生说：“当时没有一个打小抄的。考试结束后，也没有一个说话的，大家都带着神圣的表情离开考场。”［9］当然，1977年高考在河北省故城县，还是发生了为县委书记女儿进行的集体舞弊。不过，总体而言，77年高考的考风还是非常好的。77年高考激动人心的情形，甚至在考后一段等待的时间都还在延续。
►1977年高考现场
在中国高考史上，1977年高考有几点是空前绝后或独一无二的：
一是录取率最低、竞争最激烈。起初预计报考者有可能达到二千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10］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结果这一年全国最后实际考生数为570万人。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2，971人，按考生比例来算，是21：1，录取率为4.8%。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二是有的省区选取一个县，先行举办了恢复高考的试点。如广西便在1977年11月，在百色举行了恢复高考的试点考试。［11］这是在高考中断多年之后,大家对高考已十分陌生,为总结经验,在省区选取一个县进行试点,以便全省正式高考时借鉴。
三是由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地区组织评卷。按当年的招生办法，是考生自愿报名、省市统一考试、地市初选上报、高校择优录取。2004年以后，也实行部分省市分省命题,但都是全省统一评卷,而1977年的高考,由于时间来不及，则是各地区组织评卷。
四各省考试时间不一。文件规定当年的“招生推迟到第四季度进行”，并未确定具体时间。高考的准备工作非常紧张，各省市都按倒计时来安排命题和印制试卷等工作。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许多省的命题场所和物资都是取具临时，考试时间也不相同，但多数还是在12月中旬。如北京是在12月10—11日，上海为12月11—12日，福建是12月16—17日，黑龙江则是12月17—18日。如有加试外语者，再参加第三天上午的考试。
五是冬季考试、春季入学。这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原来《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1977年的新生于明年2月底以前入学。”但大多数省市快马加鞭准备和实施高考和录取，也未能赶在2月底以前入学，结果多数高校实际上是在1978年的3月初入学。
六是录取结束后临时决定扩招，匆忙复办了许多专科学校，并开始招收走读生。1978年和后来某些年份也有扩招的举措，但1977级的扩招特别匆忙，以至于许多复办的师专没有校舍，临时寄在师范学校开学，甚至借用小学的教室来上课。如福建龙岩师专77级新生在1978年5月初才入学，便借用龙岩东街小学的教室上课。二三十岁的青年大学生，使用低矮的小学课桌椅听课，也是中国高教史上少有的奇观。
知识改变命运
►1977年高考考生走进考场。
1977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恢复高考是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其影响远大于创立高考的影响。
这场不同寻常的考试，不仅改变了27万人的命运轨迹，而且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恢复高考荡涤了“读书无用论”、“唯成份论”的浊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从此，“高考”一词以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并影响了我们社会进程的方方面面。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的现代化征程，中国教育的复苏，当代中国的崛起，几乎都以恢复高考为出发的原点，由此中国社会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凡是参加那场考试的人，都是一个伟大开端的见证人。有的当年考生回忆说：“高考重新给了一代人以竞争的机会，它是我们国家恢复竞争活力的源头，当570万满身风尘、满怀喜悦的考生从四面八方、从10亿人中间涌向考场的时候，这个民族的血脉重新开始流通，而我们77级高考人和时代的脉搏在一起，构成它坚韧有力的律动。”“虽然大多数人注定会是失败者，但对于我们这批人来说。考试结果并不是唯一。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在很多人心目中，考试本身就已经是给予被遗忘十年的他们的补偿了，能得到这个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己足以让他们对社会、对命运感激不尽。”［12］
机遇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积聚十三届的考生、荒废十年的学业、一个多月的备考时间，使许多报考者犹豫、徘徊，甚至在数学科开考后就放弃。能够参加正式的高考，能够坚持到最后就不简单。而能够脱颖而出者，通常都是原有基础较好者，或者的较有毅力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强者和勇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文革期间坚持读书者不全是最聪明者，更多的是喜欢读书者、有信念者。知识改变命运，在恢复高考的当年体现得特别明显。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上山下乡的知青而言，终于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好似鱼跃龙门。这批从3000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77级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看到过去无法借到的书籍，就像饿虎扑食般地享受知识盛宴。这批年龄巨大差异、多数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大学生明白命运之神对他们格外的眷顾，历史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机遇，他们中的多数人对邓小平、对国家和社会也有一颗感恩的心。在特殊历史时期、在学期间形成的顽强拼搏、刻苦向上的精神，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加上这一群体较有自信，其中许多人也具有为国家民族勇攀科学文化高峰的使命感，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特别强烈。
77级以及后来的78级大学生，多数都是从社会走过来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大学生中成份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作为恢复高考的受惠者和幸运儿，在学习氛围特别好的时代里成长历练，毕业后填补百废待兴时巨大的需才空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后来他们则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此后，通过一次次高考，选拔出千百万合格的学生，经过培养造就，许多人已成为社会各界的骨干。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起飞，穷源溯流，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改革密不可分。
►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历史不一定会记得77级大学生具体个人的功名与成就，但一定会记得“新三级学人”整个群体的命运与作为；历史不见得会记得每一年的高考，但永远会记得1977年的高考。
注：本文原题目为《77年高考：一次空前绝后的招生考试》，载《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8期，《知识分子》获作者授权刊登，略有修订。
参考文献：
［1］陈建功、周国平等：《我的1977》，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2］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6页。
［3］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33页。
［4］查全性口述、张弘记录：《我发了言，邓小平拍了板》，载《新京报》2007年3月27日。
［5］温元凯：《邓小平采纳我四分之三》，《新京报》2007年4月10日。
［6］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
［7］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8］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杨威：《跨越时空的高考》，载《新文化报》2007年4月6日。
［10］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11］杨学为：《中国高考史述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258页。
［12］阎阳生：《两代人的高考故事》，载《生活时报》2005年1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