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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生的家国情怀：从一件褪色夹克谈起

2021/10/02

导读

从小事到大事上都能反映出杨先生的一个心态，自己节俭，也不希望国家花没用的钱。

绘图 | 王若男

撰文｜葛墨林（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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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生即将迎来百岁寿辰，许多文章从各方面谈到杨先生的事迹。我想从一件小事看他的家国情怀。

当人们走进南开大学省身楼时，第一眼就能看到范曾先生为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作的大画，杨先生身穿褪色的紫红色夹克。我要说的小事就从这件旧夹克开始。

1983~1984年之间，我在杨先生所在的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工作。记得在1984年的时候，杨先生访问中国，回到美国后我发现他身上多了一件夹克，夹克带有点淡紫红的颜色，材质好像是里头有点蚕丝，有点人造纤维。他特别喜欢穿，说这是从北京买的。在平常不需要穿正装的时候，杨先生就穿这件夹克。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因为他以后回中国就经常穿这件夹克。

在南开办理论物理研究室

在1986年6月，杨振宁先生从香港飞到北京，应陈省身先生之邀到南开大学。因为陈省身先生1985年在南开大学建立了南开数学所，他请杨振宁先生在南开大学数学所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

1985年，我从美国回到兰州大学。1986年的一天，我接到了杨振宁先生从香港给我打来的长途电话，那时候长途电话还是很少，他说要我86年的6月7号到北京饭店见他，有事情跟我谈。我问大概什么事，他说你知道不知道陈省身先生，我说知道，但是没有见过面，只知道陈先生是一个很著名的大数学家。他说你是否知道陈先生在南开办了一个数学所？我说听说过，但是并不知道详细的情况。他说好，你到北京来，我们谈谈关于数学所里头的事情。

那一年6月7日我就到了北京饭店。杨先生说他想在陈先生的数学所里头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就问我是不是可以到研究室去工作？我说当然好了，我很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可是当时调动工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到了1986年9月，我虽然还没有正式调到南开大学，但是那时候理论物理研究室成立，我已经开始在那工作了。最开始的时候，杨振宁先生给我们确定方向，就是关于物理统计模型的精确解，和新发展起来的相应的数学物理领域的最新进展。因为我过去是做杨-米尔斯理论的，离这个方向很远，不知怎么入手。杨先生回美国以后，就给我们寄来了美国的著名学者kauffman关于这方面的一个预印本，说这个方向很值得注意。于是我就开始学习入门。杨先生说，在数学所要有数学特点，但要密切结合物理。

到了1987年，杨振宁先生强调，当时在这方面的研究，要注意国际上非常著名的前苏联的法捷耶夫院士的学派。他说要沿这个方向开展研究，因为比较密切结合物理。他把法捷耶夫也请到了南开，给我们做报告，这样方向就比较明确了。我们就边学习边研究。

我问杨先生，为什么要做这个方向。他说1973年的时候来北京，他就做了两方面的报告，一个报告就是关于杨-米尔斯规范场(这个报告我当时有机会去听了)，这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北京以外的学界，包括谷超豪，李华中，我的老师段一士先生等等，就形成了研究杨-米尔斯规范场的一个队伍和一个主导方向。但是杨先生说他当时还讲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用贝塔设定法，求解非线性模型，这是求一大类非线性可积系统严格解的一种方法，其实指的就是现在称为的杨-baxter方程。他说这个方面讲完以后，国内没有人跟随去做，现在他在南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就从这个方向再继续做下去。

我就问他，现在都已经86年、 87年了，您提的这个方向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这方面还能有大的发展吗？杨先生说，这一方向还有重要的发展，你们要抓紧做。从以后发展看，杨先生这预见真的很对，因为没有几年俄罗斯著名数学家德林菲尔就因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得了菲尔兹奖。

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我们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我们研究组在国内也没有什么名气，所招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是从东北师范大学和兰州大学，湖南师大等来的学生，当时南开大学的领导，包括校长母国光教授，他们真是非常的开放，真正的大胆改革。这些学生有的学籍在兰州大学，因为我从兰州大学到南开大学，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报研究生的时候还报的兰州大学，后来知道我到了南开，又跑到南开来找我。那时候南开大学就给了研究生住房，并给了他们许多学习方面的方便。理论物理室招收了东北师大来的7位博士生，有代表性的是薛康和孙昌璞（其后成为杨先生在国内合招的博士），因此杨先生同东北师大来往密切。

杨先生1993年，2001年和2006年三次访问东北师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93年第一次杨先生到了长春，住在东北师大招待所。需要强调的是，杨先生访问大学，从来不住校外的高级的饭店，而这些学校的招待所连“星级”都不够。

杨先生在东北师大报告、座谈之后，我们去长白山天池旅行。当时交通不方便，记得先从长春乘火车，然后又乘坐汽车穿过长白山的林区，费的时间比较多，才到长白山。我记得非常清楚，杨先生这次从长春到长白山来回就都穿着那件浅紫色夹克，因为那是个秋天，我记得夹克已经洗得有点褪色。杨先生那时候年过70了，但是非常精神。爬长白山天池的时候，因为当时汽车还不能直达，需步行上山。最后那段是要爬斜坡，全是火山灰，大角度往上爬，一边爬一下往下溜，爬到天池岸边的时候往下一看，它有一个像甬道似的窄路，长约10米，两边是天池的湖水。我是不敢去，觉得太危险了。而杨先生自个儿兴趣特别高，他就自己走到终点，别人还给他照了相。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幕，是在回程时他停车的时候，走到路边爬上一个斜坡，有棵树，不太高，他爬到树上去，大伙给照了相，那件夹克很显眼，记得当时大家也都很开心。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以后杨先生经常来中国，到1995年以后他基本上就把重点转到清华，住在清华的甲所。有一次我接杨先生来南开。陈省身先生当时在南开的宁园住。宁园有两层，并不大，一楼进去往右拐有一个书房，不到20平方米。书房对面，有一个客房，大概也就是十二、三平方米，里头就是一张大床，一个大衣柜，连沙发都没有，只有两把椅子。杨先生陈先生当时谈的很高兴。他回到香港以后，给我来了一个信息，就说他穿的夹克忘记在陈先生住所一楼客房的大衣柜里头了，让我找到给他寄回到香港去。我就赶紧去，见到那件浅紫色夹克果然在那挂着，洗得有点发白褪色了，于是弄个包裹寄到香港去了。

1995年以后杨先生基本上都在清华了。我还见他平常一直穿这件夹克。这么一件夹克他穿了十几年。

同时杨先生吃东西有个特点，没吃过的他都不吃。比如我们上次去长白山的路上经过森林，当地主事的人，一听杨振宁先生来了，当然都非常高兴，就给弄一些奇怪的鸟，还有什么山珍，杨先生一概不吃。

杨先生自个的生活其实很简单，一件衣服都穿这么多年。可是他在1990年代的时候，光美元的现金就给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捐了上百万。当时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的工资是由党中央亲自批准的，他把工资也捐给了清华大学。

杨先生自己还要到香港中文大学做博文教授拿一些待遇。据我不完全的了解，杨先生与此同时给清华高等研究中心募捐来的，包括各种证券，据说已经超过1500万美元。可是他请客的时候，非常简单。吃完了饭，当然都是杨先生付钱，翁帆拿着个小钱包自个跑去付费。他们的生活费还要靠翁帆精打细算，从来没见她穿特别贵的衣服，戴什么特别首饰。

想起这件事来，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他对自己，一个夹克穿十几年，即便褪色了，他觉得还可以穿，但是给清华捐这么多钱，他都认为是应该的。这虽是一件小事，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自己节俭，也不希望国家花没用的钱

我记得以前在《知识分子》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因为在前些年包括有些水军在攻击杨先生。据我的了解，有些就是因为与杨先生反对在中国做超高能加速器有关。这件事从物理的角度来说，杨先生说的是有道理。我想把这件事情在这里再提一下。

杨先生作为推动上世纪后半叶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发展的一个主导性人物，可以说是粒子物理的奠基人之一。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建超高能加速器？当时他最直接的道理是觉得花几百亿甚至更多，我们中国花这些钱不值得，应该用到更实用的地方，要用到国家急需项目。

这是开始，后来我才了解到主要是因为加速器是个工程，作为科学工程，目的要十分清晰，指标要非常明确。就是你做什么物理，你有什么可靠的物理理论指导。现在你不知道什么物理，花这么多钱去做什么，指标都不清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是绝对不花这个钱的，日本本来想做，最终也把这个项目取消掉了。

杨先生是很了解情况的。后来我才了解到，如仔细去看，回顾关于整个物理发展方面杨先生给国家提的意见，其实对于加速器的发展是非常重视的。他的一个著名的学生在美国的赵午就是做加速器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先生的观点，说高能物理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怎么发展。

我可以总结一句话，杨先生认为现在高能物理从整个物理发展角度来说，高峰已经过了，不是大家所最关心的，不像上个世纪后半叶那样大家兴高采烈地去研究了。实际上，任何一个学科总有它的高峰，低谷。杨先生一贯主张做新的领域，要创新。那么即使在高能物理的领域里，他其实并不反对做加速器，他是说你最好要切中中国实际的重大需求，这是杨先生一直的主张。

我举个例子，1980年我从美国回国前，请教杨先生，回国我们要组织一点活动，你认为物理方面应该组织什么活动？他当时回答得非常明确，他说你们一定要组织自由电子激光的讨论会，他说自由电子激光将来有重要的用途和前途。

后来我回到兰州以后，组织了一次，也是中国第一次自由电子激光加速器(fel)的讨论会。为什么要自由电子激光？我们知道自由电子激光是弄一些特殊磁性排列的装置，让电子（包括加速装置）在那摆动转圈，假设电子转的很密的话，这个里头就会射出一束激光，而这个激光频段很好，同时它可以微调。我记当时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前身）校长刘盛纲先生很热情支持，他是留苏的，是当时中国做速调管的权威。刘先生来了，还有高能所的冼鼎昌研究员，后来他在北京做同步辐射的光源，很早被选为中科院的院士。

所以杨先生从1980年代初重视这个方向，在83年的时候，他在石溪开了一门课，讲了十四讲，关于物理方面理论的发展，其中有一节就是自由电子激光，我现在还有笔记，这细节我就不说了。其实杨先生每隔上一两年他就会给国内做物理的人提一些重要的发展方向，希望大家去做，占到先机。

再说说加速器。我们知道北京的加速器原来是个单环，那么以后怎么办？就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提高能量去做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选好能区提高亮度，但是要找物理比较明确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国际上都没有我们搞得好，要发现新现象。

最后由当时高能所的所长方守贤院士做决定。他是中国加速器事业的主要实施者，最后确定做双环，就是两个环对撞，最后证明这个是很成功的。那么双环做的不错以后，高能物理要怎么办？当时的高能所所长方守贤，和以后当所长的陈和生院士，他们都跟杨振宁先生讨论过，我的印象很深。实际上他们同合作者就是把高能物理的方向，主要对准了国家的急需。上海光源就是成功的例子，散裂中子源也是个突出的例子。散裂中子源可用于探测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可以说是国之利器。可是我们国家过去没有，杨振宁先生非常支持，嘱咐一定要做好。

杨先生在2019年已经97岁的高龄了，亲自跑到散裂中子源实验室地下参观，他非常支持，而且评价很高，㪚裂中子源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杨先生十几年前给国家有关部门写信，提议中国及早做软x射线的自由电子激光，将来在研究生物和有关的方面会有很大的用途。

当时国际上都刚刚在造，花钱不是很多，而且他有的学生在美国，可以来帮忙，可惜这个信转了些年，最后才落实。包括上海自由电子激光，他们已做出优秀的成果，这在我们国家也是件重要的事情。

杨先生还关注核废料处理的加速器的建造。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杨先生不是一听加速器就反对，他是主张现在所建的加速器最好是要能够做物理，又可以切合中国的或者部门行业的重大需求，解决国家急需的问题。我觉得杨先生眼光是比我们要超前的太多了。

我跟方守贤院士非常熟。我经常听老方跟我说，他对杨先生观点是非常的佩服，他就亲自到上海同合作者做出质子加速器，用以治疗癌症，比如可以治疗鼻腔癌等。这些杨先生都非常支持，他说的该花的钱要针对国家的急需，克服瓶颈，又发挥了高能特别的长处，就完全应该去做的。

杨先生对于自己，一件夹克穿很多年都舍不得丢掉，没有什么很奢华的东西，而且他自己捐很多钱，对于国家来说，他觉得哪些不该花钱，他就站出来说话，即使不受欢迎，他觉得问心无愧。虽然表面上这几件事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觉得从小事到大事上都能反映出杨先生的一个心态，自己节俭，也不希望国家花没用的钱。

百年风华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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