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飞：做民间和社会的《知识分子》，行个人的道德责任
讲者 | 王鸿飞（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知识分子”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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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刚开始我以为只是来随便讲两句，就答应了。后来发现是正式致辞，而且专家委员会里面有那么多重要的科学家和同行，更应该由他们来讲。我没有做过领导，也没有专门致过辞，是不太会致辞的。
当然，我想我来讲讲可能也有一个恰当之处。刚才谢宇老师讲得非常好，他讲到原来科学共同体实际上并不是官方的东西，它本身是一个由不同的个人组成无形学院，《知识分子》的目的就是要促成这样的无形学院。了解我的人都知道，过去十年我在科学网上一直号称自己是所谓的“民间科学家”。因为《知识分子》是民间的一个努力，所以由我来讲一些对知识分子的了解和认识，似乎也无不妥。
而且很凑巧，我跟《知识分子》的渊源还比较长。记得大概三四年前的某个时候，饶毅他们在创建《赛先生》之前，我回北京有事去找他，在那里正好碰到他和别人一起谈事情。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在“密谋”什么，不久之后才知道那是他们不久之后创建《赛先生》微信公号的合伙人张赋宇。我对《赛先生》的创建非常支持——因为跟谢宇老师讲的一样：我们中国的科学官方的东西太强了，非官方的东西很弱。这当然不是说官方的科学不好，官方的科学非常非常重要。随着科学的发展，近代的科学离开了政府的官方支持以及在诸多方面的主导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开展的。
我自己在中国科学院服务过十年，在美国的国家实验室也工作过七年多，对政府和官方支持的科学事业有深刻的认识。另外我还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学习和工作过八年，也在美国的杜邦公司工作过大概两年，所以对工业界和大学这些非官方的机构中的科学事业也有不少的了解。我觉得我们中国真正缺少的应该是非官方的和科学有关系的思想，社会组织或者是团体。这些（非官方）是跟官方配合的，并不是要去跟官方唱对台戏。
如果大家记得，在两年之前《知识分子》的创刊词中，三位主编对《知识分子》从不同侧面各有表述：饶毅老师说“人人可以成为知识分子”；谢宇老师讲的是“中国需要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个人”；鲁白老师讲了很多，包括知识分子的“诚信与社会责任感”，还讲了“知识分子作为人类基本精神价值的守护者”的责任。鲁白老师讲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责任这部分我觉得还值得再特别讲一讲。为什么呢？
鲁白老师在创刊词里面提到罗家伦（“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后来的国立清华大学和国力中央大学校长）在1942年写的《知识的责任》这篇文章。罗家伦说有知识的人是这个社会里面幸运的精英，所以对社会有特别的责任，要传播知识。罗家伦的思想我觉得很重要。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所以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知识分子是肉食者，所以我们要为国家兴亡而谋之。但中国先贤还有一句话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意思和角度是不同的。肉食者们常常有一个问题——我们都读过《春秋左传·曹刿论战》，里面曹刿讲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如果只靠肉食者的话，很多事情可能有时候玩不转的。所以还需要那些不吃肉的人。
《知识分子》创刊的宗旨，是要“传播前沿的科学知识，改善中国科学的文化”，这是非常非常宏大的目标和理想。对知识的态度，一方面可以从国家或政府的角度来看，另外一方面还可以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一直都是在官方的机构里面，却自称是民间科学家，这是让很多人觉得奇怪的事情。其实这主要是因为我认识到民间和社会的科学力量其实非常重要。也正是我们所缺少的。中国今天能够允许民间的这些科学力量发展，而且民间的科学力量有社会的支持可以去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知识分子事实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责任：第一是发现新的知识，这是做为研究者的责任；第二是传承已经有的，正确的知识，给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参照系，这是做为教师的责任。我们的大学、和权威的科学机构里面，无论是在政府的或者民间的机构，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去承担这些责任，这是很大的责任。媒体信息这么多，要让一个普通人能够正确地做出判断和选择，如果没有好的参照系，是比较难的，甚至常常是不可能的。即使某个信息本身是正确的，也很可能和错误的信息混淆在一起。所以，饶毅老师讲，知识分子要做高端的、有品位的科学传播，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要力求为公众进行个人判断和选择提供一个良好的参照系这个意思。
知识做为个人的责任，常常很少被提到。我们经常讲知识分子的责任，实际上是罗家伦说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所谓肉食者的责任。但是任何一个个体其实也都有一个求知的责任，这也是所谓匹夫之于天下之责任。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很著名的文学教授叫做john erskine，后来还做过世界上最著名的美国纽约juilliard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他是192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伟大的书教育运动之父”（father of the great books movement），开启了二十世纪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和核心课程教育运动，给二十世纪以来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erskine于1915年在amherst college有过一个非常重要和著名的演讲，题目叫做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他说每一个个人实际上有一个道德上的责任要使自己变得聪明，有知识，才能尽可能地发现某个特定的行为会带来好的或者坏的结果，才能对自己和他人尽到在道德上的责任（moral obligation）。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无知是罪，个人的知识和德性是统一的（sin is but ignorance, and knowledge and virtue are one）。如果个人没有知识，就会缺乏德性。求知乃是尽匹夫之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这是知识的天下观，是从社会和个人来关照科学和文化。不幸的是，罗家伦1920年左右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各晃悠了半年，然后就去欧洲游学去了。尽管他没有了解到erskine讲的这种个人的道德责任，也不能算是他的错。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非常支持《知识分子》，正是因为它是一个民间的、社会的努力，能够通过传播和提供良好的知识与科学参照系，来帮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尽可能好地尽到自己的道德责任。作为一个“民间科学家”，我自然永远支持这样的努力。这样的努力作为我们国家和政府支持的体制的补充，是我们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而且也正是中国这么多年来非常缺少的。
我的致辞到此，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王鸿飞教授在2018年《知识分子》年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制版编辑 | 黄玉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