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列强竞争无可逃避的宿命：采用西方医学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正门
发源于欧洲的现代医学发展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高歌猛进到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激烈竞争阶段。在同一时期，德国有细菌学之父科赫（robert koch），法国有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louis pasteur），英国的万巴德（patrick manson）建立了热带医学，美国的韦尔奇（william welch）在探索新的公共卫生学，日本的北里柴三郎开启了血清学……这一切正如巴斯德所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服务于国家利益，是时人看来再正当不过的爱国行为。医学直接关乎人群的生命健康，较其他自然科学学科更为特殊，故而一直是各国角力的地方。
1910年中国东北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疫情，这不仅令清政府感到恐慌，也使列强忧心忡忡。他们担心仰赖中医的中国无力扑灭疫情，进而导致世界性的鼠疫大爆发，便以此为口实准备越俎代庖干涉中国内政。最后如果不是清政府任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不但东北糜烂不可想象，国家主权可能也会遭到侵犯。由此观之，中国在当时要想与列强竞争，采用西方医学实在是无可逃避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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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
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教育部决心在首都北京建立一所模范西医学校，为全国树立榜样，于是特招浙江病院院长汤尔和进京。34岁的浙江人汤尔和，曾在日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后因领导震骇一时的拒俄运动而遭清廷通缉。1906年再度赴日，考入金泽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并于1910年顺利毕业。此时的他正在杭州筹办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教育部正是看中了他的革命背景和专业知识，于1912年冬正式任命他为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首任校长。这便是今天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由来。
►汤尔和
汤尔和在着手建立北医之时，处处援引日本成例，希望医学校扮演起接引西方文明的重任。西洋医学一直被知识分子视作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鲁迅《<呐喊>自序》）。如何借鉴日本经验使之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便成为汤尔和办理医学校背后的核心关怀。1913年正月二十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汤尔和发表演说，表达了他对首班学生的期望：
医校目的，自主观言，在促进社会文化，减少人民痛苦。自客观言，西来宗教，都籍医学为前驱。各国的医学集会以及印刷物中，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实在是一件最惭愧不过的事。所以这所学校，不仅给诸位同学一种谋取职业的本领，使你们能挣钱，实在是希望诸位负起促进文明，用学术来和列强竞争的责任。
“用学术来和列强竞争”，具体而言就是将当时有限的办学资源向基础医学研究倾斜，通过取得一流的研究成果换来西方同行的认可和尊重，以此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可是，草创时期的北医，教师只有不到十人，学生数十名，经费每年数万银元——北京大学的六分之一。反观同期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设立的协和医学院，仅建筑费一项就高达200万美元（约合400万墨西哥银元），足够北医上百年之用。在如此悬殊的中西差距之下，想要与近在咫尺的列强竞争，谈何容易！
►伍连德
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医学考察团赴中国调查医学事务。同行的美国医学泰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院长威廉·韦尔奇在伍连德和汤尔和的陪同下访问了北医。
►1915年韦尔奇在北京
韦尔奇事后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当天的见闻，看得出他颇受震动。他发现北医的解剖学实验室极为精良，众多的标本均为教授亲自制作。这固然说明北医经费拮据，无力购买标本，却也显示出教师们高超的实验技艺。他因而慨叹，汤尔和居然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利用非常有限的资源，做出如此多的成绩！的确，在汤尔和执掌北医的十年间（1912-1922），医学研究从未中断。即使是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他依然没有忘记继续从事有关线粒体的研究。两年后，他的研究发表在德国解剖学杂志上，受到法国专家普利卡（albert policard）和美国线粒体专家考德里（edmund cowdry）的赞赏。
优质的毕业生
1916年底，第一届甲班45人中，只有22人通过四年的考核得以顺利毕业。为了嘉奖这第一批难得的毕业生，总统黎元洪专门派代表屈永秋出席毕业典礼，并向毕业生颁发奖章。1917年3月第二届乙班43名学生中有14人顺利毕业。两届合计总淘汰率近60%！据当时的统计，毕业生中有7人选择了基础医学研究的学术道路。在当时的情形下，实在是不错的成绩。
►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第一届毕业生
这批学生当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洪式闾。洪式闾也是浙江人，生于1894年，191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在北医读书时，受师长的影响，尤其崇拜巴斯德和北里柴三郎，羡慕他们在取得傲人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能为祖国建立伟大的研究所。汤尔和非常器重这位学生，于是向教育部推荐赴德国进修。洪式闾在柏林学习时，发明了“基础膜染色法”，发表在德文医学杂志上，当时学界“颇以为异”，“争相引用”。1922年他参观了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和日本的北里研究所，受到很大触动，决心回国之后也要创办类似的机构，为祖国在寄生虫病学领域开辟一席之地。1928年，在蔡元培和汤尔和的支持下，洪式闾终于在浙江杭州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热带病学研究所。该所虽然规模较小，却不妨碍对江浙一带的寄生虫病学研究有开创之功。
另一位毕业生胡鸿基的经历也颇为传奇。胡鸿基在毕业之后正逢山西省爆发鼠疫。身为北医细菌学助教的他便应征参与防疫。内务部卫生司技正俞树棻非常欣赏胡鸿基的才干。俞在感染鼠疫弥留之际，向美国人兰安生（john grant）“托孤”，恳请对方一定将胡鸿基送到美国学习公共卫生学，以便造福被疾病困扰的中国。兰安生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专业，当时刚刚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指派，来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公共卫生学教授。1922年，在兰安生的强力推荐之下，胡鸿基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奖学金，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卫生行政”（public health administration）。胡鸿基果然不负众望，终于在1924年获得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官办医学校毕业生中第一位获此学位的人。胡鸿基回国后先后担任淞沪商埠卫生局副局长和上海特别市卫生局局长等职，被国际联盟看作是中国推行现代公共卫生的得力干将。
然而好景不长，北洋政府在1920年代逐渐失去合法性，财政困难迅速波及教育经费。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虽然在1923年升格为北京医科大学校，但表面的升格却并未带来经费的增长，反而是不断地陷入经费阙如的绝境。这一情况直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才有所好转。只不过此时的北医已经成为国立北平大学的医学院了。参加了北伐的前北京医专教员徐诵明被任命为医学院院长。徐诵明是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大学留学时被汤尔和看中的。1918年徐诵明毕业，汤尔和即请其出任北京医专病理学教授。现在徐诵明荣任院长，便将汤尔和此前未能伸张的理念加以发挥，推动北医参与到中国的司法现代化进程之中。
中国史上第一个法医学教室
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制度饱受列强的攻击，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中国无西方意义上的法医。传统的中医并不介入司法取证过程。清代断案，诸如尸检之类全依赖地位低下的仵作。换言之，中国传统医学关心的不是死人因何而死，伤人因何所伤，而是如何救死扶伤。民国时期，这套司法系统仍得到一定程度的继承。列强因此不愿放弃领事裁判权。徐诵明认为，北医作为国家办学理应承担起应有的法医鉴定重任。徐诵明这时想起了自己的得意门生林几。林几在1922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徐诵明的助手，1924年公派赴德学习法医学。在出国之前，他在《晨报》上发表了《司法改良与法医学之关系》，详细阐述了他对推动中国法医学教育的见解：
领事裁判权，我们是决心的要收回来的；那么关系重要的法医学，当然也是决心要着着猛进改善的，而对于运用法医学的人才，当然更是所需要的了。然而环顾国内，欲寻一法医学专家，竟不可得。（裁判化学家，在北大只有一位，指纹研究家，在警官学校只有数位。）普通医生对法医的研究，既不精细，即在各地国立或省立医校，亦未设有法医学专科；就是北京医科大学，亦不过把他附在病理教室，作为一门功课而已。现在我国既需要法医学专门的人才，即须急速的栽培法医学专家，并设相当优美的法医学检验室。
1928年林几博士毕业归国。徐诵明于是聘请他在北平大学医学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法医学教室（即法医科），致力于为司法系统培养合格的“法医师”。
►林几
林几利用北医较为完备的科室设备，将法医学教室打造成华北的法医学中心，并自1935年11月起，接受包括最高法院、江苏高等法院、浙江高等法院、安徽高等法院、湖北高等法院和四川高等法院在内的全国大部分高院的司法鉴定申请。
抗日战争中救治伤兵
就在林几等人着力营建法医学教室的同时，华北其实已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之中。1931年，医学院接收了一位从满洲医科大学转来的年轻副教授——侯宗濂。侯宗濂毕业于南满医学堂（满洲医科大学前身），专攻生理学，后又留学德奥，成绩非凡，深得当局器重。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他愤而辞职南下。侯宗濂的到来，大大提高了北医生理学教室的研究水平，得到了协和医学院生理学家林可胜（robert lim）的认可。
1933年3月，日军攻占热河，进逼关内，中国军队随之开展了长城抗战。眼见伤员不断，北医与北平军分会和人民自卫指导委员会联合组成了第一重伤医院，由医学院供给一切医务人才。开战三个月间，该院共接收伤兵共计564名，“敌人以二十世纪科学昌明之新式武器与吾人之肉体相搏战，想当时肢体离断，肉血横飞之状态，诚不禁为之泪湿衣襟也”（《军委会第一重伤医院工作报告》）。由于治疗及时，在院中死亡者仅20人，远远低于一般战地医院的30%死亡率。1933年7月，北平军分会向北平大学医学院赠送“急公好义”匾额一块以示谢意，参与救护的医学院教师也获得嘉奖。
►“急公好义”匾额
新生
国民党终究未能阻挡住日本帝国主义的步伐。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复员的北京大学在前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北医才重回民国医学教育的中心位置。1946年10月10日是北大复员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校长胡适在演讲最后信心满满地说：
医学院我在这里可以替北大登登广告，在世界的地位且不说，在全国不说第一，至少占第二。人才方面都选全国最好的人才担任，设备方面在国内恐怕只有上海医学院和中大医学院差可相比。凭这种人才和设备，我们应不悲观，我们可以鼓励作小小的梦想。
的确，此时的北大医学院已经今非昔比——拥有教师180人，学生610人，下设医学、药学和牙医学三个系。一大批前协和医学院教员取代原先留学德国和日本的教师，成为北医的主干力量。医学系七年长学制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官办医学教育全面转向学习美国模式，以大规模培养医学精英为办学目标。在这一时期，北医在美国医药助华会（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s to china）的大力资助之下，选派了十多名年富力强的教师赴美进修，其中就包括口腔医学家毛燮均（哈佛大学）、泌尿外科医生吴阶平（芝加哥大学）和妇产科讲师严仁英（哥伦比亚大学）。
►赵燏黄
值得一提的是，药学系在系主任薛愚和赵燏黄教授的主持之下，重视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传统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生药学、本草学是药学系的长项。赵燏黄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药学科，因受到当时日本中药研究者的刺激，决心用科学方法研究本草，与日本学者一争高下。他曾说：
一部《本草纲目》中所载之药，不知含有几许未发见之化学新成分在其中。……以我中国幅员之广，产药之丰，国人不加深察，此譬犹未开采之矿物，弃财于地，而不惜耳。尝查世界各国，研究中药之盛，以日本国为最。……国产药材，国人不知研究，徒供外人之研究资料。此岂仅可惜而已，实可耻熟甚。
他从1910年代开始研究中药，至1949年时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是近代中国生药学方面的权威。就是在这样一种浓厚的中药研究的氛围之中，日后孕育了青蒿素的发现者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迎来了新生。1950年2月，北京大学医学院由教育部移交给卫生部领导，不再受北京大学校方节制。此后历经北京医学院（1953）、北京医科大学（1985），直到2000年终于再次与北京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大学医学部至今。
纵观北医三十多年的近代历程，在办学经费上虽然无法与欧美私立大学相抗衡，也常常不受民国政府的重视，其发展不断受到外界的制约，但是，在创校时就确立下的“用学术来和列强竞争”的理念一直保留下来。北医人深知没有学术研究的支撑，在中国普及医疗便是无根之水，也不会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和尊重。用北大1948届毕业生艾治平的话说，今日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实际上是承袭了三种不可多得的精神：“平大艰苦奋斗的卓绝精神，协和医院的研究追随世界圭臬的气度和北京大学自由民主创造天才的学风。”这三股潮流的汇合，直到今天仍在碰撞激荡之中，源源不断地为中国的医疗事业输送一批又一批的高级医学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