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大湾区疫苗峰会现场
撰文｜王一苇
责编｜叶水送
“2018年，中国卫生总费用达到5.9万亿。这其中疫苗的费用有多少？我找了很多的数据，但是很遗憾，我没有找到。”[1]“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信息，新冠疫苗两针1000块，有人说中国人还有6亿人的月收入是1000块钱以下，如果定价到这个程度，我们如何去使用？如果疫苗定价1000块钱，10亿人使用就是1万亿，占了之前提到的国家卫生总费用6万多亿的1/6，这可能吗？”9月12日下午，首届大湾区疫苗峰会现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孟庆跃指出。目前，国内疫苗宏观数据缺乏，有关疫苗成本的信息也很有限，不利于决策制定合理价格。他还认为，尽管我国新冠等疫苗技术走在全球前列，但对疫苗经济、社会特性的研究还比较缺乏，疫苗公共政策的相关讨论少有数据可依。首届大湾区疫苗峰会由中华预防医学会、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政府主办，由法国疫苗研发企业赛诺菲巴斯德等单位协办。大会以 “疫苗创新与公众健康” 为主题，邀请来自全国公共卫生系统和国际疾病预防领域的专家学者、食药监、医保局等领域代表近300人。该会议也是中国与法国疫苗创新战略合作的重要内容。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提出，为实现“全民健康” 目标，要 “把握健康领域发展规律，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3] 。预防为主，意味着承担重大疾病尤其是传染病预防的公共卫生体系肩负重任。2000-2016年公共卫生机构卫生总费用占比及与其他机构的比较，图片来自孟庆跃
孟庆跃表示，随着国内经济水平的不断增长，过去十年，国家卫生总费用也经历了快速增长期，从2009年医改初期的1.7万亿增长到2019年的6.4万亿，增加了3倍之多。然而，2007年投入公共卫生机构的费用占总费用的8.84%，2016年这一比例是6.05%，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2%多。“2%是什么概念？6万亿乘以2%，这就是公共卫生相对医院、药房所减少的投入”，孟庆跃表示，“所以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很难体现。”
孟庆跃还指出，目前疫苗投入产出等宏观核算数据的缺乏不利于政策制定，“比如疫苗对健康贡献度的占比和疫苗费用的占比（相除），如果大于1，我们就可以说疫苗有宏观上的成本效益”。他还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支持像美国这种大投入而健康产出相对较低的公共卫生政策模式，必须用较少投入获得较大产出。因此，宏观核算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极为重要。
疫苗政策是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提供卡介苗、百白破疫苗等11类疫苗的适龄儿童免费接种，它们被称为一类疫苗。流感疫苗、狂犬病疫苗等则被纳入二类疫苗，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一类和二类的划分是基于谁付费的行政划分，疫苗安全性并无差别[2]。现实中，二类疫苗的宣传较少，家长往往搞不清楚接种细节，或者认为该类疫苗不重要。但不少专家认为，有些二类疫苗应该纳入国家补贴范畴。此次会议上，北京儿童医院教授杨永弘就表示，有充分流行病学证据证明，乙型流感嗜血杆菌（hib）是引起肺炎和脑膜炎的重要原因，过去20年间，他一直在呼吁将hib疫苗纳入一类疫苗，但目前中国仍是世界上极少数未免费接种该疫苗的国家之一。“疫苗和一般的商品最大的不同是它是公共产品，一定要有共同的补助和共同的支持。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是通过价格杠杆让老百姓用得上疫苗。” 孟庆跃说，“有和无（补助），能不能变成都有，但有所不同”，他提出，可以考虑阶梯性补贴方案，实现疫苗经济政策的创新，激励供方和需方。孟庆跃还表示，是否补助疫苗、补助哪类疫苗，应该从整个资源配置上进行考虑：不仅要比较疫苗之间的投入产出，也要比较疫苗和药品的投入和产出，“晚期肿瘤的病人花掉200万延长4个月的寿命，即使是二类疫苗，它的经济性、医学所带来的收获是不是会比药品更大？”言下之意，就是同样的投入，疫苗给公众健康带来的益处并不比药品低，它们的价值，往往被低估了。此外，政策制定也不能忽略价格之外的影响，如研发意愿、生产意愿、服务意愿，以及老百姓接受疫苗服务的意愿。“现在的研发和生产意愿很强，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它的商机，那服务意愿呢？谁来接种？我为什么要去接种？” 孟庆跃补充道。他认为疫苗的整体发展规划更重要，“如果我们仅仅是在新冠疫苗上热，而不能带来疫苗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变，这不是我们的成功。”
传统研究大多集中分析同一种疫苗的投入产出效果，但为了让社会了解疫苗的价值，投入-产出分析应该是多维度的，包括疫苗之间、疫苗与药、疫苗与其它技术和产品的对比分析。疫苗的成本信息对决策者至关重要，然而目前很多疫苗的研发、生产、管理、使用的成本信息都比较模糊，可能导致补偿机制出现问题。由此，孟庆跃认为，疫苗的经济学评价应该纳入到卫生技术评价的体系中，成为国家分配资源、制定药品目录和技术目录工具的一部分。他还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提高以疫苗宏观经济研究和政策应用的水平。既要发展技术，更要在公共政策方面走在前沿，引领推动全球的疫苗事业；第二，创造疫苗公共政策讨论的良好范围和环境；第三，统筹疫苗、药品、其他卫生技术和产品的筹资政策；第四，加强疫苗卫生经济学评价研究。目前，世界上一些贫穷国家疫苗接种率仍非常低，实际上这不是技术问题，而已经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孟庆跃表示，因此基于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疫苗政策研究，对于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将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
[1]数据摘自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卫生费用核算报告，2020.1http://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3] 中国医药报：科普丨什么是一类疫苗、二类疫苗？http://m.xinhuanet.com/he/2018-05/02/c_112277172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