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看新冠（九）：再度封城丨商周专栏-凯时尊龙官网

第二波疫情的到来，让德国启动了第二次封城。图为市民们戴着口罩在银行排队。摄影：商周

我在德国看新冠（八）：德国人如何看中国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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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德国新冠第二波疫情开始加速，每日确诊人数在10月15日超过了第一波疫情的峰值，达到了七千以上；一个星期后，每日新增病例突破了1万；再一个星期后的十月底，逼近了两万大关。

同期的欧洲，同样陷入第二波疫情的泥潭。

10月26日，德国每10万人口在一周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达到了76人，自4月以来首次超过了定义为高风险区的红线（阈值为50）。而和德国接壤的奥地利、波兰、法国、荷兰、瑞士这一数值分别是160、 174、 283、 304、 338；而卢森堡和比利时则超过了500，捷克则更是达到了722；唯一比德国低的是丹麦，也达到了69。

作为欧洲大陆通往北欧的门户，丹麦在10月关闭了德国的边境。

当疫情急剧加速的时候，和欧洲大多数国家一样，德国也不得不考虑再度 “封城”。

不到八千万人口的德国一天新增病例到达两万，也就相当于中国一天新增35万病例左右的严重程度，这是一个让人惊讶的数字。因此，这段时间里我也收到了不少来自国内亲友的关心和问候。一些朋友还表示了对德国和欧洲防疫政策的不解，觉得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欧洲完全可以学习。

的确，如果世界各国都能像中国一样严防死守，做到几十天内都没有本土新冠病例的发生，那么新冠病毒可能就已经被消灭了。

但是，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做到和中国一样不惜一切代价。

德国是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在联邦议会里占有席位的就有六个政党，包括另类选择党（afd）、自民党（fdp）、社民党（spd）、基民盟（cdu/csu）、绿党（grüne）和左翼党（linke）。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价值观和支持者，代表着不同群体的理念和利益。

目前执政的是基民盟以及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在这次新冠疫情里，德国政府的表现在欧美国家里还算不错，德国百姓对政府的防疫政策也基本认同。

即使这样，在10月底当联合政府决定在11月初再度封城的时候，总理默克尔在联邦议会就面临着来自多方的质疑。

例如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另类选择党，其质疑更像责难。他们把新冠比作车祸，认为车祸每年导致那么多人死亡，但没有政府会因此出台政策去禁止汽车，所以新冠防疫政策完全没有必要。他们甚至认为当前的政府夸张地把新冠升级到来战争的高度，导致了不必要的恐慌。

曾经和基民盟共同执政过的自民党也同样认为政府的防疫政策有些过分。作为一个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党，自民党关心的是新冠防疫对经济的冲击。据估算，第二次封城将给德国带来190亿欧元的损失，而损失最严重的行业则是酒店和餐饮业。因此，自民党对政府提出了警告，认为封城给经济和市场带来的冲击太大。而且，有了再次封城后，那可能还会由第三次、第四次……

秉承“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左翼党，也同样对新冠防疫政策表达了不满，但他们的意见是认为政府防疫不力，不仅措施不够严格，而且出台得太晚左翼党还认为政府给因新冠疫情而受到损失的百姓的补贴不够。

就这样，德国政府的再度封城政策在左右责难中产生了。从某个角度上来说，这样的防疫政策其实是代表不同群体的各政党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

11月2日，德国开始了为期四周的第二次封城计划。

和三月第一次封城一样，政府禁止提供旅游住宿，关闭了娱乐性场所（包括歌剧院、演唱会、展览会、游乐园、健身房、赌场以及妓院等），也叫停了餐饮业（包括酒吧、俱乐部和餐厅），只是餐厅还允许外卖。还有，这一次联邦政府承担了防疫措施的费用，而且财政部为因为封城而受损的一些企业提供了补助。

不过这次封城和第一次还是有不小的区别。

首先，这次没有关闭学校和幼儿园。即使在封城开始的11月2日那一天，全德国就有552名学生被感染，也先后有几十万学生被隔离，但学校没有关停。因为停课所带来的问题更大；而且教育部门也拒绝了网上教学，给出的理由是为了公平，因为不是每个学生的家里都有上网课需要的设备。

其次，和第一次封城时关闭零售业不同，这次零售业可以继续营业，只是需要严格限制进店人数。而且，限制室内人数的规定也应用到了其它行业，比如服务业、金融业。

再次，在聚会人数的限制上也不如第一次严格，10个人以下的聚会依然可以进行。

最后，服务业里的美容院、按摩院和纹身店等都和第一次一样关停，但理发店可以在符合卫生的条件下继续营业。

所以，11月份的这次封城，并没有第一严格。基本上可以说是封城的轻度版，在德国也被叫成 “部分封城”。

之所以部分封城，一方面是疫情形势所迫，必须采取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

柏林夏里特医院（charité）的 drosten 教授是德国最知名的病毒学家，在今年的新冠疫情里不仅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支持，也在百姓当中赢得了尊重。对于这次第二次封城，drosten 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了其中的必要性。

他说，夏里特医院作为欧洲最大的医院，有着近400张icu床位。在10月初，新冠病人占用了其中的40张左右；一个星期后，变成了80张；再一个星期后，又翻倍成了160张。所以，如果不封城，医院的icu床位将很快被占满，这样不仅有些重症病人会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而且其它需要救治的非新冠病人也将同样受到影响。

但另一方面，很难采用第一次封城时那样严格的措施，因为这对经济和民生的冲击太大，而且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也难以估量。一个例子就是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在春季疫情的时候停摆了两个月，但现在不能再停，即使空场比赛也要如期举行。

现在，为期四周的第二次封城快结束了，效果如何呢？

病毒无情，它们会利用一切的可能让自己繁衍。这次的部分封城的效果，用德国政府的话说，“有效果，但不够”。

这一点，在疫情曲线上可以反映出来。

在第一次封城实行的两个星期后，每日新增病例的曲线就进入了下降通道。等到封城结束的4月20日，第一波疫情被控制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但第二次封城的11月，虽然新增病例没有再直线增长，但即使在四个星期的封城行将结束的时候，新增病例曲线依然在高峰持续。

第二波疫情还未结束，但在此过程中，确诊病例数已经达到了第一波疫情的四倍之多。11月27日，德国总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百万大关。

和确诊病例增长相随的是死亡人数的增加。虽然第二波疫情的病死率因为筛查面广以及病人年龄结构的原因比第一波疫情要低的多，但死亡人数也已经逼近第一波疫情，而且还在不断增长。

虽然第二次封城的防疫效果勉勉强强，但德国各地反对新冠防疫政策的游行依然不断。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图林根州，那里的一个地区的每10万人口一周新增病例数接近了六百，但依然有人举行了抗疫新冠防疫的游行。

为了更好地防疫 ，德国议会在11月18日通过了感染防疫法，这让政府决定的新冠防疫政策不再需要议会通过，减少了不必要的争议。因为部分封城的效果不够，德国政府决定将第二次封城的时间延长到12月20日，也就是圣诞节前。希望能够通过延长封城把疫情控制下来，让人们能够有一个相对轻松的圣诞节，并迎接新的一年。

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德国最大的节日是圣诞节。从圣诞节前的一个月，各地就进入了节日的气氛，并一直持续到元旦后一周。

最能体现这种节日气氛的，就是圣诞市集。

起源于德语区（德国和奥地利）的圣诞市集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已成为欧洲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在朝代更迭里长盛不衰。

通常，圣诞节前的四个多星期，从首都到小镇，在城市的繁华场所（比如市政厅的广场）都会搭建起短期的圣诞市集。人们会在这里购买各式圣诞节礼物、与朋友聚会。

熙熙攘攘的圣诞市集不仅是节日的乐园，也是经济的增长点。很多商人通过在圣诞市集里的小摊经营，获得支撑家庭生活的收入。

但因为新冠，今年的圣诞市集将不得不停办。

没有圣诞市集的圣诞节是冷清的。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甚至提出新年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理由是这样会导致人员聚集，增加新冠感染风险，从而给医院造成额外的负担。但这个提议没有得到通过，人们还可以用烟花迎接新年。

保持社交距离、注意卫生习惯、取消圣诞市集，成为了人们和新冠病毒相处的一部分。只是，如果只靠目前的防疫策略，欧洲不可能消灭新冠病毒。

让人欣慰的是，就在德国第二次封城后的半个月，德国biontech和美国pfrizer公司联合开发的新冠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传来好消息。11月20日，两家公司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提交了疫苗紧急使用的申请。

面对新冠，德国在防疫政策上中规中矩 ，在防疫效果上捉襟见肘，甚至有些焦头烂额。好在疫苗研发进展顺利，这给人们带来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