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更容易，回报更高？1999年后的高校扩招影响几何-凯时尊龙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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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闫雅琪、叶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责编 | 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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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逐渐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普及，而国家正是这一历程的主要推动力量。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拉开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目标。2014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了37.5%[35]。与1998年相比，普通高等教育学校的数量和学生规模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本专科毕业生人数从82.98万人增加到了659.37万人[36]。

对高校扩招的研究关注这一政策所导致的社会后果。随着时间推移，受到扩招影响的学生逐渐入学、毕业，走进社会，高等教育扩张的利弊也开始显现出来，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高校扩招大量增加了高等教育获得的机会，缓解青年学生“上大学难”的问题。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文凭贬值、贫困生上学难的现象，这些现象被归咎于扩大招生、教育市场化等改革措施，引发了一系列对高校扩招的质疑[13]。在中国，受教育既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和心理期待，也是主要的向上流动机会。因此，扩招后谁能够获得高等教育，上大学是否能带来更好的回报，成为相关研究最关注的两个问题。

高校扩招与教育机会的获得 

教育作为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受到国家制度的安排和调控。李煜[9]将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分为四个时期：建国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时期。他指出，在改革深化时期（1992-2003），教育的市场化、地方分担教育支出等制度改革使教育机构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家庭的教育成本上升。随着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更明显地体现在高等教育中。1999年的高校扩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一项社会改革，通过外部的制度干预增加了高等教育获得的机会。但是，机会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加平等的机会分配[16]。高校扩招政策对高等教育的获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用？

在教育不平等的研究中，家庭背景普遍被认为是影响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最主要因素。布劳-邓肯模型强调了子代受教育程度受到父辈职业地位、教育程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威斯康星学派考察了教育期望、职业期望等社会心理因素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完善了家庭背景层面的理论解释。此外，家庭的经济能力、社会资本等也对子女的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7；28]。总而言之，在家庭背景上具有优势的阶层能够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源，从而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

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高校入学规模的迅速增长，高等教育正在朝着普遍化的方向发展[32]。通过对不同世代的比较研究发现，教育扩张使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发生了变化。爱尔兰、美国等国家的研究表明，扩招并没有减弱教育获得的阶层不平等，甚至在某些方面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对此，研究者从经验研究中概括和检验了两种主要的变化模式：最大化维持不平等模式[30]与有效维持不平等模式[29]，前者关注增加的教育机会由哪些群体获得，后者则关注在扩招的背景下，教育获得的数量和质量上的阶层差别。对于前者，在高校大规模扩招的条件下，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得到了维持，并且在一些方面还呈现出加强的趋势。研究发现，父亲的受教育年限越长，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子女获得大专以上学历的机会越大，这一影响并未随着扩招而发生显著变化；父亲受教育年限对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则有所增强[5，23]。这些研究普遍认为，在中国的优势阶层中，高等教育的获得尚未达到饱和状态，因此，在高校扩招中受益的仍然是具有较高经济社会地位的家庭及其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得到维持和强化。对于后者，即高校扩招以来不同质量或类型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李春玲[5]发现，在本科教育中，父亲职业地位导致的不平等大于专科教育，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在本科和专科中的影响则相差不大，父亲收入则对专科教育机会的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并且这些影响没有随着高校扩招而发生变化。在不同质量的大学本科入学机会、不同学科与专业的学习机会差异方面，研究发现家庭背景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会导致学校质量、不同专业的分层[25，20，15]，但是由于数据限制等原因，相关研究并未进一步验证这种影响在教育扩招前后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

国家长期向城市倾斜的工业化战略、户籍制度以及相应的福利体系等导致了城乡差距的形成[1]。人们在这样制度环境下产生了独特社会流动机制，一小部分农村居民通过教育升学等方式进入城市，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37]。但教育不平等正是城乡不平等中的一个重要维度，高校扩招是否能够增加农村居民的高等教育机会，从而促进他们的向上流动以及城乡差距的缩小？研究发现，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更多地存在于中学阶段，而不是高等教育。从高等教育获得的长期变动趋势来看，升学机会的城乡差异并不显著。在1978-1988年间上过普通高中、技校、职高或中专的人中，农村居民上大学的发生比甚至比城镇居民高48%[19]。然而在经历了高校扩招之后，农村居民的升学率虽然上升，但却开始低于城镇居民，高等教育获得的城乡差距开始扩大[19，6]。这种差距在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获得上都有所扩大，而且相对于专科教育，城乡差距的扩大对本科教育获得的影响更加突出[5]。以上研究表明，高校扩招带来的教育机会增长反而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

家庭的理性选择和中学阶段的教育分流被用来解释这种城乡不平等模式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城乡之间长期存在收入、职业等种种不平等，相对于城市家庭来说，农村家庭在进行教育决策时，更可能受到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的限制。高校扩招后的这一段时期内，完成大学阶段教育所需的费用急剧上升，而读大学的回报却有所下降，在经济上相对处于劣势的农村居民更容易做出不上大学的决策[19，6]。另一方面，扩招使高等教育机会普遍化，上更好的大学成为学生和家长的新目标。在重点中学就读可以提高进入高质量大学的概率[34，38],但是城乡的教育资源分配是不均衡的，优质的中学教育资源普遍分布在城市地区，而入学的户口限制、家庭资源的支持都决定了城市子女更容易获重点中学的入学机会。研究检验了教育分流对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认为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源于高中阶段，甚至是小学阶段以来的教育分流，但是并未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梁晨、李中清等人认为[10]，重点中学能够为家庭文化资源上较为薄弱的工农子女提供优质教育机会和良好的学习氛围，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教育不平等；应星、刘云杉[26]则提出质疑，认为农村子弟较多的县重点中学所拥有的资源无法与城市重点中学相比，因此重点中学仍然是固化城乡差异的一种机制。庞圣民[11]则通过进一步的类型划分，指出就读于非重点中学的农村子弟既无法受到重点中学的体制庇护，也无力购买到市场化的优质教育，因此在高等教育获得中处于最为劣势的地位；而就读于非重点中学的城镇子弟则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可以通过课外补习班来获得优质的课外培训，增加升学优势。二者之间的差距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大学入学机会差距扩大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扩招后城乡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受到教育分流体制和市场转型的共同影响。

高等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是研究者关注的另一个主题。教育的性别不平等模式同样是由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因素共同决定的，经济发展以及制度、文化和观念的变迁，家庭经济条件、兄弟姐妹数目的变化等都会影响教育获的性别差异，此外，性别还与家庭背景、城乡户籍等其他因素产生交互作用，对教育获得产生复杂的影响[4,24,18,4,27]。

具体到高校扩招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变化，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首先，扩招之后，男性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都有很大增长，并且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快于男性，男女入学比例的差距已经低于3%[27]，女性入学的概率也有极大提高[21]。但是，男女入学比例的接近，甚至是女性入学机会反超男性，都不意味着性别不平等的消失[4]，扩招也没有导致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发生变化；其次，家庭背景、城乡户籍等因素对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影响，女性更容易受到的不利家庭背景和农村户口的限制，农村地区家庭条件较差的女性在高等教育获得中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其中，父辈的教育程度越高，这种限制越小，在父辈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群体中，高等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表现得不再显著，扩招则使性别机会平等延伸到了父辈为初中学历的群体中；农村地区男性上大学的机会高于女性，城市地区则相反，扩招以后仍然体现出这样的格局，但是农村和城市地区的性别差异均有所下降，并且农村地区的下降幅度更大，因此扩招导致了城乡之间性别教育不平等的缩小[27]。

以上对已经研究的回顾表明，高校扩招在促进教育的阶层、城乡平等化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正面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甚至扩大了原有的不平等，研究者分别从宏观环境变化和微观家庭决策的角度对这种现象做出了理论解释。

高校扩招与毕业生就业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原因在于处于较低阶层的人可以通过获得教育来获得更好的工作，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这可以由教育的两种功能来进一步说明。首先，根据人力资本理论[33]，正式教育是人力资本的来源之一，对教育的投资可以提高人的生产能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其次，教育是象征人的能力的一种信号[31]，信号理论认为人们只是通过教育水平来显示自己具有较高的先天能力，从而向雇主表明自己应该获得更高的工资。因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可能具有更多优势。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也存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之中，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和技能带来的收入回报都有所增加[12]。然而，劳动力市场和高等教育都不是完全自然发展的。扩招政策使高校毕业生数量大量增加，直接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中技能型劳动者的供给。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成为是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高校扩招及其后果是否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高校扩招后毕业生失业率、收入的变化。

高校扩招对毕业生群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增加了毕业生的数量，改变了毕业生的组成结构。前者的变化较为直观，来自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21-25岁人口中本科生的比重增加了3-4个百分点，数量增加了一倍多[17]。在控制了影响劳动力市场表现和需求的环境要素，以及上大学的选择性偏差等因素后，受到扩招影响的毕业生失业率仍然高于未受扩招影响的同年龄组[17，21]。后者的变化通过则对扩招后大学生群体的分类体现出来，扩招使一部分原本只能接受高中教育的学生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与没有扩招政策也能上大学的学生相比，这部分学生的个人能力与家庭特征都有所不同[2，21]。讨论对就业的影响时，研究者试图分离出个体能力因素，以单独考察高校扩招的作用。但是在实际研究中，个人的能力往往难以直接进行操作化测量，通常使用代理变量或者交互分类方法加以控制。邢春冰、李实[21]使用“大学以上学历者（不含大专）占所有高中以上学历者的比例（不含大专）”作为大学生平均能力的代理变量进行分析，指出平均能力下降是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但是在控制了能力变量之后，扩招对大学毕业生失业仍然存在很大的负面影响。蔡海静、马汴京[2]则使用交互分类方法分别考察高校扩招对两类毕业生的效应，认为对于因扩招而获得上大学机会的人来说，扩招减少了他们的失业率，但是这种影响会随毕业时间超过一年而消退，大学学历只是他们获得工作机会的“敲门砖”；对于没有扩招也能上大学的人来说，扩招对他们的就业机会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在这方面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方法不同而导致的研究对象不同引起的，代理变量方法反映了扩招对毕业生整体的影响，而交互分类方法更侧重考察扩招对不同类型毕业生的影响。

经历了劳动力市场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之后，中国城镇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1990-1999），在不同的教育阶段中，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最高，而且增长幅度也最大[8]。高校扩招是否会影响毕业生的个人收入以及高等教育的收益率？首先，与未受扩招影响的老毕业生群体相比，新毕业生的小时工资较低，并且出现了相对下降趋势[17]。但是，这一变化也可能是由于工资与年龄的关系引起的。研究表明，由于劳动力市场并未完全市场化、更加重视劳动力经验等原因，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年龄越大，工资越高[3]。因此，对不同年龄组的比较不能完全说明高校扩招对毕业生工资收入的影响。其次，在大学的教育收益率方面，扩招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负面影响，新毕业生的教育回报率甚至比老毕业生更大，这体现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3]。最后，高校扩招增加了大学生与非大学生之间的收入差距，除了对高学历劳动者的市场需求以外，资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根据劳动者是否是大学生来判断其技能高下，从而决定劳动者的工资，大学扩招加大了对非大学生劳动者的歧视[22]。

以上研究主要从失业率和收入的变化两个方面考察了高校扩招对毕业生的影响，但是由于研究方法和侧重点的不同，尚未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在高考恢复40周年之际，随着越来越多调查数据的公开，社会科学界将进行更多细致的研究，帮助人们了解高校扩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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