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pei cobb freed & partners撰文 | 王丹红（《知识分子》专栏作者）
责编 | 陈晓雪
齐肯多夫也许是最具想象力的开发商。当他请我为他工作时，我接受的主要原因是想学一些房地产开发的经验。出乎意料的是，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来美国后，很少走出学术界，是齐肯多夫将我带入一个新世界，我很感谢他。他的想象力丰富，勇于尝试新事物新思想。当然，其中很多想法最终并未实现。那十年中，我做了很多设计，盖得不多，但我从他那里学到的知识令我终身受益。
左：纽约地产大亨威廉·齐肯多夫。右：1981年10月28日，贝聿铭在纽约的办公室。
威廉·齐肯多夫（willam zeckendorf，1905-1976）是纽约的地产大亨。1948年春，他聘请贝聿铭为他公司（webb and knapp）的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带着家人从波士顿来到了纽约。这是他事业生涯的转折点：从学术象牙塔走进地产开发新天地。两人的个性和背景截然相反，一个是大声说话举止粗鲁，一个温文尔雅以理服人，但他们成为了一生的朋友，共同创造了许多经典作品。贝聿铭在齐肯多夫共事的过程中了解并学会了产业界的政治和营运。1949年4月，美国联邦政府颁发了《1949年住房法》，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出台的重要法案，涉及城市更新、公共住房建设、公私合作等。这个法案始于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鼓励改造美国城市中的贫民窟。如果开发商希望加入这类专案，大多需要有州长和市长的支持。通过齐肯多夫，贝聿铭结识了政界。他说，“这对我帮助很大，来纽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结识市长、州长，但在那以后十年间，我见过数不清的州长和市长。我们乘座他的dc-3私人飞机跑遍了许多城市。在做人方面，我也从他那儿学到不少。我学会了慷慨的重要性，他是个十分慷慨的人，慷慨是一种美德。”“地产开发涉及政治和其它许多领域，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我想说如果不是当初我从齐肯多夫那里遇到过各种难题，我是无法在巴黎幸存的。要将市中心一大片旧房子推倒，改建成新的，并把这些想法推销给市政府和州政府，不是简单的事，它需要很有耐心和对政治的了解。齐肯多夫教会我更有耐心，也让我懂得社会是怎么运作的，并了解重大市政工程幕后的权力结构。”在齐肯多夫的公司，贝聿铭主持设计的项目包括：亚特兰大乔治城海湾石油公司办公楼、纽约基浦斯湾区公寓和纽约大学高层公寓、科罗拉多丹佛市法庭广场的改造、华盛顿特区朗方广场等。他为费城社会山（society hill）改造工程感到骄傲，当年的贫民窟街上妓女成群，如今是费城最高级的街区之一，而纽约大学的高层公寓已成为当地的地标之一。与此同时，在太平洋彼岸的北京，为北京新行政区域规划的设计，梁思成和陈占祥与苏联专家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却败得一塌糊涂，被扣上 “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 的大帽子，建筑师的职业生涯中止。《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封面及内页 （梁思成）
1952年，繁忙不已的贝聿铭要求齐肯多夫为他配备助理，并从哈佛设计研究院选择了几位学者组成团队。这个由哈佛学子组成的团队，第一个项目就是改造齐肯多夫位于公司21层大楼的顶层办公室。齐肯多夫的顶层豪华圆形办公室，柚木墙衬、玻璃天窗，办公室桌上有一个可控制所有灯光的控制盘，离开办公室几步，一部不锈钢专用电梯通上一层的私人餐厅。办公室外是一个中国式庭院，栽种有扭曲的松树。《财富》杂志用四页篇幅报道这个崭新的办公室，文章写道：没有人能否定贝聿铭将环境与居住者高度统一的成就。而且，它赋予其居住者以特别优势，在自己令人惊叹的地盘展开商务会谈。
经历了十多年的城市改造，贝聿铭学会了以发展的眼光，将城市看成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他说：“齐肯多夫的冒险精神对我来说特别重要，他极度重视设计理念，我很满意我们之间的合作方式。十年间，我们联手以高质量、合理规划的低收入建筑，取代了众多劣等建筑。回首往事，我仍为这些工程感到由衷的自豪。”1955年，35岁的贝聿铭把设计团队改组为公司，迈出独立第一步，它的首要任务是为齐肯多夫工作，但同时可以接受与其它公司合作，新公司的特点之一是在设计中采用详细的建筑模型。1960年，贝聿铭公司脱离了齐肯多夫公司，完全独立。
建筑：沉默的几何
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形，贝聿铭记忆犹新：“在考察时，我想起了儿时陪母亲到山顶的佛教祠堂。在科罗拉多山，我试图再次聆听寂静，就像当年母亲教我的那样。对这一地带的勘察成为我的一种宗教之旅。这项工程也让我有机会脱离包豪斯的局限，这也是我所期望的。”1967年竣工的美国大气研究中心，以落矶山脉为背景，像一幅立体派画作，被称为 “沉默的几何”。
美国大气研究中心位于科罗拉多州波尔德市，它是贝聿铭设计事务所独立后的第一件作品。大气研究中心背靠落矶山脉。如何将建筑与旷野般的大自然协调，是他面临的挑战，当时的他只有在城市工作的经验。1961年，在得到大气研究中心的委托之后，他和太太租了一辆车，游遍了科罗拉多、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参观了坐落于科罗拉春泉市的空军学院。他发现空军学院的规模更大、设计也很漂亮，但建筑本身作为一个整体，与自然环境有所分离，他感觉这种建筑与环境关系的不太妥当。他从当地印弟安人居所得到了灵感。他说，印弟安人崇拜太阳神，期望与之和谐共存，当地的土著建筑，仿佛根植于山石之中，他决定借鉴这种方法，让建筑看似从山体中雕刻而出，与环境和谐共存。大气研究中心在1967年竣工，它像是以落矶山脉为背景的一幅立体派画作，为贝聿铭赢得新声誉。他获得了多种多样的委托项目，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肯尼迪总统图书馆。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他的家人和朋友决定为他建一个纪念图书馆。以肯尼迪夫人杰奎琳为主席的图书馆顾问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考察，挑选了一组杰出的建筑师，杰奎琳做出最后决定：贝聿铭。1964年，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理事会议上，贝聿铭与肯尼迪夫人和肯尼迪的弟弟。
杰奎琳表示，做出这个决定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她欣赏贝聿铭早期项目中的多样性创意。“他似乎不仅仅只用一种方法解决一个问题。他专注于每一个委托项目，从项目本身出发而思考，然后创造出某种美丽。” 第二，这也是一个基于个人情感的决定。“他总是全力以赴，这一点就像杰克（肯尼迪总统）；他们同一年出生，年龄相差不到一个月。我认为，和他合作应该是一项伟大的尝试。”贝聿铭说：“1964年，当肯尼迪夫人选中我时，我感到这会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程委托。我当时真的这么想，现在仍然这么认为，因为它让我被美国公众所了解，并让我更容易被其他业主所接受，但是，我很遗憾该专案最终未能实现我期望的效果。它应该是一项很伟大的工程。”从1965年启动到1979年竣工，这个项目持续14年，中间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令贝聿铭倍感挫折。首先，选择地址用了10年的时间，在哈佛广场附近的选址受到当地居民的坚决抗议，哈佛大学是肯尼迪总统的母校，也是贝聿铭的母校，他的三个儿子也是哈佛学生，他的痛苦难以言喻；其次，杰奎琳女士1966年再婚，脱离了项目，接手项目的是肯尼迪弟弟、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tedd k），1968年遇刺，项目再次失去领导，等等。最后，肯尼迪图书馆的地址是波斯顿港湾的一处垃圾处理场。贝聿铭化腐朽为神奇，天才般地为图书馆设计了面朝大海的巨幅玻璃幕墙，为馆内带入永恒变幻的天光和海洋风景，而窗外的景色美丽如画卷。1979年10月20日，肯尼迪图书馆举行了开馆仪式。贝聿铭为自己能承担这样一个伟大的项目而深感幸运，这项工程不仅缔造出经典般的建筑，也让杰奎琳和贝聿铭成为私交甚好的朋友。1982年10月17日，当贝聿铭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举行落成典礼时，杰奎琳作为他的特邀嘉宾专程到北京出席典礼。
“明月清风是故人”
在上海国际饭店，贝聿铭夫妇和贝家三十多位亲属重逢。在苏州老家，面对100多位穿着破旧蓝黑衣服的亲戚，他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回到美国后，同事问他是否在这些亲戚前有一种优越感，他说：“我在他们面前没有一丝一毫的优越感。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可以是我，我也可以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一切都是历史的偶然。”
1965年9月3日，梁思成手迹关于李滢 ：“1946年秋至1947年夏我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学一年，寒假期间（1946年末至47年一月上旬）期间，我曾到麻省工学院所在的波士顿市渡假，差不多每天见面。那时她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 ‘小姐’。在校学业大概不错，颇受到当时在美国的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lto）和德国建筑师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二人都是国际知名的 ‘大师’）的重视。”
1971年4月的一天，在纽约曼哈顿的工作室，贝聿铭从报纸上读到一条令他狂喜的新闻：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他坐立不安地问：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也许几年后就能回中国了!”贝聿铭并没有等待太长时间。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破冰之旅。1974年4月，美国建筑师学会会长马克斯·乌尔班（max urbahn）率领一支55人的建筑师代表访问中国，贝聿铭夫妇随团回到了祖国，这是他们夫妇在1930年代赴美国留学后，第一次故乡之旅。代表团从香港与深圳之间的罗湖桥入境，乘坐飞机或列车访问11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西安、洛阳等。回到苏州，当年家族的私家花园林狮子林，已成为人民公园，只有园东附近的立雪堂唐寅题写的楹联依旧：苍松翠竹真佳客 明月清风是故人。这次回国之旅，贝聿铭发现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早期留学欧美的建筑师们已经凋零，林徽因已于1955年病逝；梁思成黄作燊在文革中受尽迫害；陈占祥和李滢像隐士一样消失了；城市中，千篇一律的苏式建筑令人沉重。1978年，中国政府邀请贝聿铭就有关城市发展和规划提出建议，他呼吁保存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12月中旬，贝聿铭夫妇带着四位子女和两个孙子来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谷牧副总理邀请他为中国建十座现代化宾馆，包括在紫禁城附近建一位大厦。贝聿铭谢绝了。他说：“我的良心不容许我这样做，如果你从紫禁城城墙上瞭望，你会看见房顶金色的琉璃瓦，天空之外还有景山，钟鼓楼里传出的晨钟暮鼓，它们赋予紫禁城特有的气质，如果这种氛围被破坏了，你就破坏了一种神圣…… 我不愿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接受了贝聿铭和其他建筑师的建议：禁止在紫禁城的一定范围内建高层建筑。与此同时，政府请他在北京香山建一座现代化宾馆。香山是位于北京西效的一片山林公园，自1186年建成香山寺始，至1911年清朝结束，一直是皇家园林。1919年，民国前总理熊希龄（1870-1937）在香山建筑了一所收养贫穷孩子的学校——香山慈幼园。贝聿铭建新香山饭店的地址，为香山慈幼园女校地址，它曾是前清皇室的寝宫，名中宫。贝聿铭认为，现代风格并不适合香山的环境。他到苏州、杭州、无锡寻找灵感，希望结合中国古典建筑精神，创造第三种建筑语言，即将中国古代建筑与现代风格相结合。他设计了以一座4层高大中庭为中心、有325间客房的饭店，并请中国园林专家、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作为顾问。1982年10月，香山饭店竣工落成，从外观上看，它像是香山中的一个江南园林。但国内部分建筑界同行认为，在北方的皇家园林建一座江南风格的庭院，并不妥当。《人民日报》的文章写道，新饭店看起来有点奇怪…这种类型的建筑在中国北方并不常见。交付使用后，香山饭店出现管理不善衰败失修等问题，贝聿铭从此再也未去过。
香港-北京：中国银行大厦
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的设计，不仅仅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义务，一种绝对的义务，是我对中国和我父亲尽的义务。我父亲属于当代中国的第一代银行家，一生都献给了银行业。在他那个时代，人们使用的是算盘，而今天人们用的是电脑，一个世纪内的变化发展之大，令人无法想像。以建筑来表达传统的延续性是很难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北京的工程做到了这一点。我对我们在北京的最终设计感到很满意。
香港 中国银行大厦 成为香港新地标。来源：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1982年的一天，中国银行的两位代表到纽约拜访89岁的贝祖贻先生，请他说服儿子设计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并邀请他回国担任终身董事。贝祖贻说：“非常感谢各位邀请，如果早几年，我可能会同意，但现在不行了。” 不久后他便去世了。贝聿铭同意设计香港中国银行大厦，这与他生命的经历有关。1918-1927年，因父亲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任职，他在香港度过了童年。1982年，贝聿铭接受香港中国银行大厦专案时，香港已确定于1997年由英国归还中国。这一建筑象征意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最大的挑战在于设计。当时，中国银行的邻居是汇丰银行总部大厦，这是英国建筑师诺尔曼·福斯特的作品。贝聿铭说：“尽管各方面条件有限，地块也不理想，我仍然觉得有义务要做得比汇丰总部大厦更好。”上海外滩，沙逊大厦与中国银行大厦。
贝聿铭内心应该有一种特殊情结。1934年，中国银行在上海外滩建中国银行总部大楼时，他的父亲贝祖贻任中国银行大厦理事会理事长，原计划将大楼设计为上海新地标，远高于旁边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称的沙逊大厦。沙逊家族强烈抗议，提出在英租界的建筑高度不能超过沙逊大楼。官司打到英国，中国银行被迫让步。最终，1946年建成的中国银行大厦略低于沙逊。1990年落成的70层高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高度超过了旁边的汇丰银行总部，成为香港的新地标。也许，这是中国版 “王子复仇记”；而曾经受到激烈抨击的掕角玻璃立面设计，幻化为贝聿铭建筑的经典标志。1995年，78岁的贝聿铭再次承担重任：设计中国银行总部大厦。在洽谈之初，他有犹豫。首先，年纪大了，经常飞北京会很累，银行建议由他的两个儿子的贝氏建筑事务所担任主要建筑师角色，他为工程设计顾问；第二，这是一座大型建筑，地址距离紫禁城西约一英里，高度受限。北京 中国银行总部大厦内部的花园、石头雕塑和中庭 来源：pei cobb freed & partners贝聿铭再次匠心独运，他将建筑物的中心设计成一座拥有大空间的花园—— 中庭，顶部加上玻璃天空，既阻挡了北方的风沙，又将光和景带入内部办公室。
“当时，卢浮宫的局限性不难察觉：它最早建于12世纪，最初是作为一座城堡，后则用于宫殿。我们当时的难题之一是如何将宫殿改建成现代化的博物馆。卢浮宫内的展览空间规模庞大，但缺乏基础设施的空间，譬如机械设备、艺术品储存、饭店、咖啡厅和礼品店。反复分析后，我意识到这里确实有很多事可做，所以我告诉自己：我想尝试一下。”
“今天的卢浮宫不再是法兰西国王的宫殿，借法语来说，它是属于大众的公共博物馆。”在长达70年的职业生涯中，贝聿铭在很多著名城市留下杰出作品，它们如钻石镶嵌在地球，熠熠生辉，而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是其中最美丽的一颗。
2019年5月16日凌晨，在和家人聚餐庆祝102岁生日后20天，贝聿铭在纽约曼哈顿家中安详辞世。世界各大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此消息。英国《卫报》报道称，“建筑大师贝聿铭辞世 他为世界留下卢浮宫金字塔”。《纽约时报》称誉这位建筑大师以其建筑惊艳世界，“他特有的现代主义——干净、矜持、棱角分明，大量使用几何图形...... 他认为建筑最重要的品质是起时间的考验。”《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他勾画出新的天际线，缔造建筑新偶像。卢浮宫金字塔的设计建造，不仅是贝聿铭卓越设计思想的结晶，更是他在密特朗总统坚定支持下，不屈不挠坚守自己理念的结果。1983年6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办公室会见贝聿铭
1981年5月10月，弗朗索瓦·密特朗（1916-1996）当选法国总统，计划实施一批大项目工程，开启他的社会主义启蒙运动，其中就包括巴黎卢浮宫的整修和改造，使之彻底变为一座博物馆，这个项目是密特朗总统任上的明珠。按法国政府的规定，公共项目必须以公开竞争的方式选择建筑师，但这一次，密特朗总统“独断专行”，亲自指定贝聿铭为卢浮宫改造工程的建筑师，因为他欣赏贝聿铭设计建成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他的天使之笔，将美术馆设计为老少皆宜的公共场合，而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地。密特朗相信自己的艺术修养足以做出独立判断，不需要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他热爱欧洲历史、文化、艺术。在从政之前的年轻时代，他热爱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19）、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和20世纪初的俄国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写过10本著作，曾经旅行到意大利佛罗伦萨，研究美第奇伟大的王子洛伦佐（lorenzo，1449-1492）。洛伦佐是意大利政治家、学者，资助了许多艺术家和人类学家，包括米开朗基罗（1475-1564）、里昂纳多·达·芬奇（1452-1519）和波提且利·桑德洛（1444-1510）。1981年12月，两人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会面，65岁的密特朗问64岁的贝聿铭：是否可以参加一个法国政府工程的竞赛？贝聿铭礼貌地解释：在自己职业生涯的后期，已不再参与竞选性项目。密特朗回答：“我们是灵活的。”通过公开竞争选择公共工程的建筑师，是法国政府铁一定的规定。怎么办？密特朗总统决定行使总统特权，他任命一位资深公务员、前文化部长埃米尔·比亚西尼（emile biasini）为卢浮宫项目的负责人，派遣比亚西尼到纽约，直接将工程委托给贝聿铭。除了妻子卢爱玲，贝聿铭没有告诉任何人有关卢浮宫工程的委托案。1982年，他和太太对卢浮宫作了三次秘密考察，他们住在巴黎协和广场旁的克里隆酒店，在卢浮宫内和周围环境中漫步，他思考这个左右为难的困境：如果将一个现代设计移植到这块古老的经典之地？他研究了17世纪法兰西伟大的景观设计师安德烈·勒诺斯（andre le notre）的作品，在卢浮宫中徘徊，灵感涌上心头。他说：“我接受这个专案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尽可能地了解卢浮宫。当然，之前我去巴黎时对卢浮宫的整体已经有所了解。但那时我想知道的是我有没有可能做进一步的。如果我不能有所贡献，我会回绝这一专案。经过三次探访后，我觉得确实还有可作为，而且非作为不可。”在他第四次访问时，贝聿铭将他的想法告诉了密特朗总统，获得总统支持。在纽约曼哈顿中城的一间封闭办公室里，贝聿铭和最信任的助手秘密地绘制了卢浮宫地下5英亩的规划图：丰富的储藏室、运送艺术品的电动推车道、400个座位的大礼堂、问讯台、咖啡屋、书店等...... 中央处的玻璃金字塔将天光引入；游客们从醒目的金字塔入口处进入地下接待厅，只需要走100英尺到达目的地，而不是过去1000英尺的长途跋涉。1983年1月，当密特朗宣布贝聿铭为大卢浮宫改造的建筑师后，却遭到法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人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请位外国人来改造法国的文化瑰宝。难道让美帝对法国实施文化侵略？法国媒体群起而攻之，抨击密特朗从社会党领袖蜕变为独裁者，企图以金字塔之名恢复帝制，称他为 “密特朗一世”......当时，90%以上的巴黎人认为应该改造卢浮宫，但基本上同样数量的巴黎人反对在其间建一个金字塔。贝聿铭遭到强烈抗议：巴洛克风格的卢浮宫中央，怎么会有一个象征死亡的埃及金字塔？三位评论家出版了畅销书《巴黎的困惑》，批评金字塔的设计将巴黎殿堂变为艺术大市场，以取悦没有艺术修养的大众。作为这项公共项目的建筑师，贝聿铭有责任说服公众接受他的设计，他争取到时任巴黎市长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理解和支持。希拉克根据卢浮宫改造的模型，向记者解释巴黎的规划，认为此方案会开放巴黎，从城市的角度来讲是有益的；同时要求设计方制作一个与实体等比例的模型，让公众对未来的金字塔有一个概念。1984年8月，在金字塔模型安装的那一天，希拉克市长说了一句 “不坏！” 这为打了18个月的金字塔之仗一锤定音。从1983到1993年，卢浮宫两期改造工程实施了11年。玻璃金字塔成为巴黎和世界的新地标，贝聿铭也从巴黎的 “过街老鼠” 成为法国人民眼中的 “国家英雄”。1988年3月，密特朗总统在竣工的金字塔内，授予贝聿铭法国最为尊贵的荣誉骑士勋章。
上海-纽约：双城记
上海和纽约，是贝聿铭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城市，上海激发了他的建筑师梦想，而纽约则是他实践梦想的地方。
1974年，贝聿铭在纽约曼哈顿东河旁买下一幢四层楼别墅，天顶玻璃下的旋转楼梯和电梯设计，仿佛是他父亲1934年上海公馆的翻版，也许，他以这样方式将上海的记忆铭刻到纽约的生活中。
左：1934年，贝祖贻上海花园别墅中的旋转楼梯。右：1974年，贝聿铭为在纽约的家设计的旋转楼梯
他热爱上海，他的第一份作品是献给上海的：1946年哈佛大学研究毕业设计课题——上海博物馆，可是蓝图从未变为现实。也许，更遗憾的是，作为国际顶级建筑师，他在世界各地著名留下了博物馆、音乐厅、美术馆等公共建筑，但这些城市的名单中却没有上海。1946年贝聿铭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生论文：上海博物馆
在纽约城的天空，贝聿铭的名字熠熠闪烁。从1948年到纽约开启建筑师职业生涯，到2019年5月16日在纽约家中辞世，他在这座城市生活了71岁，为这座城市留下七座公共建筑：纽约市基普公寓、纽约大学的广场和银座、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大楼、百夫长公寓、纽约曼哈顿中城四季酒店、西奈山医院-古根汉姆分院、肯尼迪国际机场太阳宫航站楼（the sundrome，现已拆除）。纽约塞纳山医院改造、扩建工程 贝聿铭事务所 1981-1992 来源：pei cobb freed&partners
贝聿铭用自己的方式热爱祖国。1990年，在他的朋友、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的建议下，贝聿铭召集一批优秀的华裔美国人，在纽约成立了美籍华人领袖组织——百人会，创始人包括大提琴家马友友、金融家邓兆祥、慈善家唐骝千、物理学家吴健雄、企业家杨雪兰等。2015年4月，纽约“百人会”创立25周年纪念，贝聿铭、骆家辉、崔天凯、基辛格在一起。
贝聿铭生命中最后的作品留在故乡苏州。2007年10月6日，90岁的贝聿铭参加了苏州博物馆竣工开馆。人们问他为何对苏州博物馆情有独钟，他说：“我是苏州人啊！”2002年，85岁的贝聿铭在实地察看了苏州博物馆新址后说，“这个我要亲自来做。”“为苏州设计博物馆，比我在其它国家设计的建筑要难得多，这是最大的挑战，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挑战。”2006年建成的苏州博物馆 图源：architecture digest
贝聿铭在新馆中设计了一个幽静的茶亭，那是他记忆中的一部分，他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祖父带他坐轿子，穿过长长的弄堂去茶亭喝茶的情景。在这一次回国旅程中，贝聿铭也在寻找上海的旧时光。今天上海的 “贝轩大公馆”，是贝聿铭父亲1934年建成的花园洋房：堂姐的 “绿房子” 现为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办公室；叔祖父贝润生的贝家花园，已不复存在。2016年，贝聿铭荣获联合国“亚裔改变生活建筑成就奖” 贝聿铭和家人在颁奖现场 jamie watts / asia society
贝聿铭曾经说过，希望人们通过他的作品去了解他。他给世界留下经典建筑，他的作品中也铭刻着他对生命的记忆和理解。在中国出生成长，在美国生活了80多年，贝聿铭说，“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只是有了世界的眼光。”
第四稿 2020年5月29日星期五 12:30 am
参考资料：
盖罗·冯·波姆著.林兵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michael cannell : i .m .pei mandarin of modernism carol southem bookes new york 1995carter wiseman: i.m. pei a profile in ameridan architecture harry n. abrams, inc, publishers, new yorklouise chipley slavicek: i.m. pei asian americans of achievement chelser house publishers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失踪者”丨李滢，国产化装配式建筑研究人 2016/01/08 来源：ac建筑https://read01.com/zh-cn/g5doy.html#.xri1pvvkjiu上海外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外滩【财经国家周刊】：贝聿铭家族与中银大厦 https://www.boc.cn/aboutboc/ab8/201208/t20120828_1953451.html明月清风是故人——贝氏家庭百年 https://qd.house.ifeng.com/column/exclusive/beishi001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