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名为“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的抗艾滋病毒药物在sars和mers爆发时都曾被尝试用于临床治疗，但疗效证据不明确。目前武汉的临床专家已经开始进行了该药物的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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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 宋宇铮
编辑 | 陈晓雪
2020年1月23日，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国家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一种名为“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的抗艾滋病毒药物对他十分有效。针对这一现象，“知识分子”专访了提出艾滋病诊疗“中国方案”的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兼艾滋病学组组长李太生，他表示该药物在sars和mers爆发时都曾被尝试用于临床治疗，但疗效证据不明确。目前武汉的临床专家已经开始进行了该药物的对照研究。与此同时，曾亲身经历抗非典疫情的李太生还认为，此次病毒较sars潜伏期更长、重症率却不低，形势严峻。《知识分子》：王广发医生今天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对他的个例十分有效。目前有其他证据支持该药物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的作用吗？ 李太生：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克力芝）是20年前研发出来的药物，所以在sars和mers爆发时都有人尝试过。当时，有7篇文献显示没有效果，只有回顾性研究说可能有效。所以总体来说，现在还没有特别确凿的证据。尽管这一药物被加入了诊疗指南推荐，但具体使用时间和治疗效果还需要经临床进一步证实。值得注意的是，我在武汉的同行反映，目前尚未接到当地艾滋病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报告，包括那些服用除克力芝以外其他抗病毒药物的。目前武汉的同事已经在拿这个药品开展对照研究，观察具体疗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爆发后，李太生教授及其学生吕婷霞迅速查阅了既往文献，并总结了克力芝在sars及mers中的疗效报道。当中提到，2003年香港基督教联合医院发表的一篇回顾性研究中，在以克力芝作为初始治疗方案与抢救治疗方案的病例中，患者临床结局（死亡率、气管插管率等）都要优于具有近似年龄、性别和入院指征（包括是否有合并症、乳酸脱氢酶水平等）的患者。2004年香港大学玛丽医院等单位学者联合发表在《respiratory infection》上的研究亦显示，同时使用克力芝和利巴韦林的41名患者疗效显著优于只接受利巴韦林的111名患者。 然而这两篇论文均被英美学者后来发布的文献综述认为存在病例纳入偏倚。同时，第二篇文献的对照药物，在sars爆发期曾被香港医学界认为最有效的治疗药物——利巴韦林也于2003年9月由于其安全性问题和疗效无证据支持而被香港医管局宣布弃用。克力芝还在mers的诊疗中获得了探索性的应用。韩国多所医院的学者2018年曾共同在《journal of hospital infection》上发表回顾性研究，显示连续14天服用克力芝 利巴弗林暴露后预防剂可降低医护人员40%的染病风险，但其样本量不多且高危暴露数据基于回忆，存在偏差；除此之外，2014年和2016年也曾有单个患者案例发表，被研究者认为克力芝 利巴弗林 干扰素的治疗方案可改善临床解决，值得推广，尽管其中一例患者在住院期间确诊结肠腺癌并死于脓毒性休克。《知识分子》：我国主要城市现有医疗资源足够支撑所有疑似患者的隔离吗？李太生：现在新型冠状病毒是按甲类传染病管理，根据法规而言，确实所有疑似患者都应该到医院就诊隔离。但现实的矛盾是，如果疑似病人快速增加，至少北京地区的医院现有空间来隔离所有疑似患者将会遇到严峻挑战，除非有像当年小汤山医院那样体量的医疗场所。对于没有确切症状的人，建议在家自主隔离，注意保护好家人即可。《知识分子》：你曾经参与了当年的sars诊疗工作，在你看来，新型冠状病毒与其相比传染强度、目前疫情发展程度如何？李太生：我从2003年1月开始就参与了sars的防控工作，对它非常了解。而对于新型冠状病毒，以我目前两周的了解来看，形势已经是非常严峻的了。这个疾病与sars的不同在于，它的进展没有那么快，sars的潜伏期平均是6天，而新型冠状病毒是9天，这就造成它非常不好防控。而且，按常理来说，一个病毒的潜伏期越短，毒力越强、病原体数量也越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新型冠状病毒的重症率一点也不比sars低，这很不寻常。《知识分子》：对于那些可能前往发热门诊的患者与家属，您会建议他们佩戴护目镜吗？对于公众，您有哪些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意见？李太生：我个人意见是，负责诊治的医护人员需要佩戴护目镜，但患者与家属佩戴口罩即可。对于公众的意见，大家可以参考我此前向《生命时报》提供的24个防护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