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丘成桐全职回清华-凯时尊龙官网

撰文 | 邸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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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要全职回国的消息已经有过几次，这次是真的了。

4月20日，清华大学宣布，丘成桐从哈佛大学退休，受聘清华大学讲席教授。

丘成桐曾在央视某节目中，将陶渊明的一首《归去来兮辞》，献给父亲——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他就站在那里静静地读，这幕本身已足以动人。

丘成桐从事的职业，数学的研究，是要将理性推向极致的事业，同时他也很感性，据说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他书架上摆放的不是专业的数学书，而是中国的小说、历史和古典诗词。有时，他会直接借用古诗词表达情感，比如这句——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他说，当年做卡拉比猜想的时候，差不多是孤军奋战，只有他一个人进去，其他人进不来；又感觉是与空间融合，像两只燕子在一起飞。他说，这种感觉很好。

水乳交融的时刻是美妙的，可 “落花”、“微雨” 似又有几分萧索。

丘成桐不止一次说，数学里面的天才几乎是没有的，成功更多靠的是长年累月的埋头苦干。这听起来像拾干柴，慢慢堆积，某个时刻的电光就可引燃熊熊篝火。

令他一举成名的卡拉比猜想证明，前后耗时六载。可头三年里，他都是在试图找反例，中间意识到错了以后，才掉转枪头，又花了三年证明猜想是对的。那段时间里，他 “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整天在算”。丘成桐讲，他的老师陈省身曾说，分辨一个数学家有没有能力有一个方法，就是他起床后第一件事在想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将卡拉比猜想看得很重要？丘成桐说，因为它是整个几何发展中主要的一个问题，“非解决它不可，就好像大禹治水，要石头挪开才能成功”。

清理溪流中挡道的石头需要锲而不舍，而这种精神的养成源于他小时候的经历。

《归去来兮辞》序文首句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丘成桐的出身并不富裕。他的父亲曾在香港的崇基学院任教，研究中西方哲学，不幸的是在丘成桐14岁时因病离开了人世。母亲独自一人支撑家庭，也并没有因为周围人的劝说让子女放弃上学。

突遭变故让年少的丘成桐感受了世态炎凉，也让他变得成熟。从中学四年半开始，丘成桐就做家教补贴家用，路上往往要花一个小时。因为数学好，常有同学借他作业抄，对他留有的几分尊敬，让他得以免遭欺凌。

对数学发生兴趣，是在丘成桐中学两年半的时候，他学到了平面几何。这种两千多年前的古老学问，由几个简单公理出发而构建的体系，其严密与美妙让年少的丘成桐为之震颤。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走路的时候，也在想问题，了解它的内容是什么，能够影响什么，未来有怎样的发展。丘成桐说，直到今天，这种思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像很多数学家一样，丘成桐飞速成长，17岁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20岁遇贵人（一位来港的伯克利年轻数学家 stephen salaff）推荐至伯克利数学研究所，师从陈省身，22岁获得博士学位，25岁成为斯坦福大学教授，27岁证明卡拉比猜想，33岁获得菲尔兹奖。2010年，他追随导师陈省身获得沃尔夫奖。

他最近拿的奖是2018年的马塞尔·格罗斯曼奖，这是一个物理学方面的奖。外界一般认为他只是数学家，但他其实对广义相对论、黑洞、弦论这些物理学的议题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在哈佛同时兼任数学系和物理系的教授。

出生于1949年的丘成桐，刚刚在清华度过了他73岁的生日。

从20岁踏上美国，再回国全职，中间横跨50余载。

美国是他的事业、家庭的所在。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美国度过，担任哈佛全职教授，两个儿子也都出生成长在美国。

对于中国，丘成桐的感觉是复杂的。

一方面，中国始终是他的情感归属，要超过美国。他始终难以忘记，1979年应华罗庚之邀，首次踏上中国大陆的情形——

当飞机着陆之后，他弯腰下去用手触碰（机场的）地面，好像是要与这片先祖生长，自己出生的土地建立某种联系，听闻了那么多次，此前哪怕片刻也未曾呆过，可对于他这个人又如此重要的这片土地，此刻，终于踏上了。

他出生在广东汕头，在殖民地的香港长大，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喜欢古典诗词，也感受过父亲那代人的家国情怀。可另一方面，他也厌恶中国的一些文化，比如官本位、重关系、过分敬老。

他承认，美国依然是最好的做学术的地方——

在美国，周围围绕的是全世界的杰出人才，在这样的交流碰撞中，学术的火花时有闪现；在中国，他很难找到真正在学术上可以交流并获得启发的人。

在美国，教授不是一个政府官员；在中国，教授可以对应于某种官阶，并有对应的附加好处。

在美国，教授做学问，不少是有兴趣和热爱；在中国，有这种动机的教授人还不算多，一些人以 “学而优则仕” 为人生目标。

在美国，大学的行政层面说话办事都是很明确；在中国，往往口头上说的和实际的不一样。

在美国，你可以直率地表达意见；在中国，说话办事需要小心谨慎。

在美国，一些上了年纪、不在一线研究的教授，没人会太关心他的意见；在中国，尊重长者的风气蔓延到学术界，造成了对年轻一代的压制。

在美国，大体上凭借着学术的杰出，研究者会获得晋升；在中国，获得晋升并不一定取决于学术上的水平。

在美国，数学好的学生是因为有兴趣而学；在中国，更可能是为了考试得第一。

……

这些观点缘于他这么多年穿梭于中美两地的观察和经历，在他的自传中，还特别提到一些具体的例子以说明这些评点并非空穴来风。

尽管有这些不满，在过去的这些年，丘成桐还是为中国数学做了不少事情。

他建立了好几个数学研究中心，如1993年成立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1996年建立北京晨兴数学中心、2002年成立浙江大学数学科学中心、2009年建立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研究中心等。1998年，他和香港晨兴集团主席陈启宗发起成立国际华人数学家大会，今年的7月底8月初，即将在清华举办第九届。在培养年轻学生方面，他还组织成立了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2010），设立了丘成桐中学数学奖（2008年设立，之后陆续增加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科目成科学奖），核心在于养成对数学的兴趣，提高数学的能力。

抛开令他不满甚至恼火的纷扰，这些是他利用休假的时光所做的事。他还表示，来中国40年，没有拿过中国的任何薪水。

随着中国经济环境的好转，在中国建立一流的数学研究中心变得更容易。拿13年前依托清华大学成立的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来说，至2021年3月已拥有全职教师和科研人员107人，外籍教师占15%，另有10名国际一流数学家为兼职教授。这某种程度上源于可以给得起有竞争力的薪水。就他的观察来看，这几年中国学生的数学能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在自传中，丘成桐说，中国和美国，任何一边都不是真正的家，真正的家或许是在太平洋那迂回曲折的国际日期变更线上。不过，在这条线的那边度过了50多年，40年间多少次穿梭飞越后，他最终选择了线的这边，开启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