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 | 图源：wikipedia
100年前，爱因斯坦访问日本的途中，曾顺道在上海逗留两日，返程时，爱因斯坦亦在上海停留两天。尽管爱因斯坦在这一年并未能接受北大邀请正式访华，但已经在中国掀起了相对论热。100年前的今天，1922年11月13日上午约10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3.14-1955.4.18）乘坐的邮轮 “北野丸” 停靠到上海汇山码头。当时，11月14日的英文报纸 china press（《大陆报》），11月15日的《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都报道了爱因斯坦收到诺贝尔奖通知的消息。对《时事新报》的详细报道 [1]，我从照片抄录过 [2]：“德国相对论学说发明家恩爱坦斯士、乘日本邮船会社之北野丸赴日演讲、于13日过沪、爱氏于二日前接无线电、以研究科学得奖诺贝尔奖金、甚为欢悦、至此间后、复由瑞典总领事正式通知、爱氏昨已赴日、需时七星期、然后赴京宁等处演讲、若有余闲、拟来沪演讲二三次……”图1 china press
china press（《大陆报》）14日的报道抄录如下：
“einstein, here, pleased with nobel award
famous german savant is entertained; leaves for japan this morning
dr. albert einstein, the famous exponent of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who arrived in shanghai yesterday on the kitano maru enroute to japan where he will deliver a series of lectures, expressed his great pleasure over being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news of which he received by wireless two days ago. he was officially notified here by the swedish consul-general.”爱因斯坦博士，著名的相对论大师，昨天乘北野丸抵达上海。他将在日本做一系列演讲。他对因科学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表示巨大的喜悦。两天前他通过无线电得到消息。在上海得到了瑞典总领事的正式通知。”先前爱因斯坦研究者都将新闻报道里的 “无线电” 或wireless理解为收音机。这是不合理的，1922年的中国海域能收到外文无线电广播？这里的 “无线电” 当指电报 [2]。《爱因斯坦文集》里的注释说明了是电报（telegram），还提到，有14位日本记者采访了爱因斯坦 [3]。不过还是有疑惑。根据爱因斯坦旅行日记，爱因斯坦11日已经离开香港，在船上了[3]。当时船上可以接收无线电报吗？我发现，《爱因斯坦文集》里确实没有在船上收到的电报。而爱因斯坦旅行日记里又没有提诺贝尔奖。不提诺奖可以理解，但是爱因斯坦日记里列了很多人，却唯独没有提到瑞典代表。所以， “瑞典总领事的正式通知”是不是讹传？据《爱因斯坦文集》记录，11月10日，瑞典科学院秘书 christopher aurivillius（不是阿伦尼乌斯，我先前文章中有误）以柏林大学为地址发了电报给爱因斯坦 [3]：
“诺贝尔物理学家授予您，更多见信”
信中写道：
“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您去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考虑到您对理论物理，特别是光电效应定律的工作，但是没有考虑您的相对论与引力理论在未来得到证实之后的价值。”
最近，上海通志馆的景智宇找到两个资料[5]。一是日本科学史家金子務称爱因斯坦10日在香港接到获奖电报；二是 “11月15日《时报》称：‘今年诺贝奖金，关于科学研究之一种，已给予博士，日前由上海瑞领得无线电通告之。’原来瑞典总领事并未与爱因斯坦见面，只是发了一份电报。综上所述，爱因斯坦在香港和上海各收到一份获奖电报，分别来自瑞典皇家科学院和驻沪总领事馆，而汇山码头的颁奖庆典是虚构的。”[5] 图2 1922年11月15日的《时报》[5]
但是，我认为，瑞典皇家科学院没有发电报到香港给爱因斯坦，瑞典领馆也没有在上海发电报给抵沪的爱因斯坦。第一个原因是，《爱因斯坦文集》不存在这两个电报，反而是有10号发到柏林的电报。第二个原因是，“由上海瑞领得无线电通告之”的意思是，瑞典领事馆自己收到了电报，然后将电报内容告诉爱因斯坦。怎么通告？这可以有n种方法，比如迎接人群中，比如德国领事，可以带信，甚至将电报带给他。根据15日《时报》照片开头“日昨乘北夜丸抵沪”的描述，可以判断“上海瑞领得无线电通告之”发生在爱因斯坦抵沪日期（13日）。因为是它15日转述“大陆报云”，显然是转述《大陆报》14日报道，而没有将“日昨”改为“前日”。前面我们已经直接看到了《大陆报》（china press）14日报道：“在上海得到了瑞典总领事的正式通知（he was officially notified here by the swedish consul-general）。”其实这并不矛盾，因为这个通知可以是其他人带信，总领事未必到码头。而总领事自己是收到瑞典的电报，即“上海瑞领得无线电”。至于“两天前他通过无线电得到消息”可能是误会，将瑞典领事馆接到电报误会成爱因斯坦接到电报。综上所述，爱因斯坦就是在上海，以某种方式通过瑞典领事馆得到了诺贝尔奖通知。其实，爱因斯坦在这次旅行之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阿仑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和物理学家劳厄(max von laue)都曾写信给爱因斯坦[6]，暗示他将得到诺贝尔奖，劝他考虑要不要去日本。爱因斯坦没有因此改变计划，直到次年春天才回到德国。 9月，阿仑尼乌斯得知爱因斯坦的旅行计划后，写信给爱因斯坦 [6]：“可能非常需要你12月来斯德哥尔摩，如果你去日本，这就肯定不可能了。但是请你来斯德哥尔摩的邀请不能在11月中旬发出。你难道不能在欧洲待到那个时候？如果能的话，你想必也会不久后访问斯德哥尔摩，除非某个‘至高无上’的力量阻止你。”爱因斯坦在给阿仑尼乌斯的回信中，不失幽默地说 [6]：“因为我与日本已有合约，完全不可能推迟旅程。我将在3月回到欧洲。希望对我来瑞典的邀请只是推迟，不会取消。” 劳厄也写信给爱因斯坦[3]：“据我昨天得到的可靠消息，11月可能发生的事件需要你12月待在欧洲。无论如何考虑一下你是否还要去日本。”因此爱因斯坦对诺奖消息并不惊讶，日记中完全没有提这件事。爱因斯坦获得的是1921年空缺的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诺贝尔奖正式颁奖词是“因为他对理论物理的贡献，特别是他关于光电效应的发现。” 可见，虽然爱因斯坦的获奖理由是光电效应定律，但是诺奖委员会也表示了对相对论的敬意 [6]。11月14号下午，爱因斯坦离开上海，赴日访问。12月31日，爱因斯坦乘坐“榛名丸”再次到达上海，1923年1月2日离开，这次逗留由犹太人主导。爱因斯坦取消了先前说的来华正式访问。关于爱因斯坦在上海和日本的活动详情，在这期间的日记，以及取消正式访华计划，可参见拙作[2,4]。图3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
图4 爱因斯坦夫妇等人在王一亭家中 | leo baeck institute收藏
201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了爱因斯坦1922-1923年的旅行日记，引起一些评论，认为爱因斯坦歧视中国人。其实，这些旅行日记早先已经包含在《爱因斯坦文集》第13卷。我在3篇文章中 [2,4,7]，已经翻译了其中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文字。现在流传的关于爱因斯坦的上海逗留和日记的文字，有些来自我的文章。我不觉得有歧视。爱因斯坦是性情中人，日记行文直率，笔调幽默讽刺，除了直陈对中国人的印象，也不乏对欧洲人和日本人的讽刺。爱因斯坦尊重中国的文明，而对当时被西方压迫的中国人的印象可概括为：同情、好感、好奇。爱因斯坦1919年就在一封信中写道 [7]：
“我的朋友贝索将回到专利局。可怜的家伙与动物差距太远——只有概念、没有欲望，佛的理想的化身。他会更适合在东方。这让我想起前天夜里和几位高雅的中国人在一起；他们丝毫没有我们的目的和实用主义。对于他们和长城来说，这太不好了！”
1921年，他给一位在中国教书的前同事的信中说 [7]：
“我想象在中国人当中生活其实挺好、很吸引人。我遇到的几个例子就特别有吸引力。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身材匀称的人实际上似乎比我们优越得多。”
爱因斯坦对当时中国人的悲惨状况铭记在心。据周培源回忆，1936年，爱因斯坦和他谈起当年的上海之行，还深有感触。周培源当时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访问一年。爱因斯坦移居美国后一直在此。1938年，周培源也曾于西南联大写信给爱因斯坦，介绍抗日情况 [8]。爱因斯坦也曾两次与杜威等人联名要求蒋介石释放进步人士，一次与罗素和杜威联名要求释放陈独秀，还有一次曾联名杜威等人要求释放七君子。中国在爱因斯坦逗留上海前后的相对论热
爱因斯坦是现代最伟大的科学家，提出相对论，包括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也是量子论的关键人物。1920年左右的相对论热是中国人热烈追求科学的典型事例。1917年，留日学生许崇清和留日归国的李芳柏初步介绍了相对论 [1,8]，但是影响有限。1919年后，因为五四运动、英国天文学家对光线弯曲的观测，相对论热逐步升温。1920至1921年，罗素在中国对相对论的宣传又起了很大推动作用。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初，因为爱因斯坦访华计划，相对论热在中国达到高潮。1919年国内国外连着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五四运动，呼唤赛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学和民主，各种报刊书籍和社团如雨后春笋成长起来，给相对论的传播提供了土壤。这时，国际上恰好发生一重大科学事件。11月7日，英国皇家学会宣布天文学家在日全食期间观测到了恒星发来的光在太阳附近弯曲，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泰晤士报报道：科学革命，牛顿思想被推翻。这使得爱因斯坦 “出圈”，一夜之间成为全世界的名人，堪称科学新闻传播的一个极端案例。当时“一战”结束不久，人们充分感受了世界的震荡。爱因斯坦带来的科学革命强化了人们的不安心理。动荡的社会气氛、人们对于宇宙的敬畏和好奇、爱因斯坦理论的抽象和神秘却得到证实，以及媒体、电报、收音机和照相的兴起，乃至爱因斯坦本人某种程度上的配合，都是爱因斯坦声名鹊起的因素。从此，在世界上，爱因斯坦所到之处，都会引起巨大的轰动，激动的人群狂热欢迎 [7]。3个月后，这个新闻也到达中国。这是相对论也在中国引起强烈兴趣的一个国际背景。我觉得，当时中国也具有动荡这一社会心理因素。而且，出于对赛先生和德先生的追求、对救国救民道路的寻求，当时中国人对世界上的各种理论感兴趣。当时在中国，物理学教学和科研还在初创阶段，相对论更多地被当作一个革命性思想，受众面很广。推介相对论的学者有科学工作者夏元瑮、周昌寿、魏嗣銮、郑贞文、高鲁、王崇植、任鸿隽、文元模、张贻惠等等，也有其他学者，如张崧年、王光祈、杨杏佛、徐志摩、陶孟和等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也关注相对论。1920年初，张崧年以 “科学中的革命” 撰文介绍了相对论。当年8月，周恩来将相对论这一科学革命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作类比。哲学学者张君劢是“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的玄学方，主张科学并非万能，却也多次引用相对论，并将之介绍给徐志摩。所以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中，革命性因素和哲学意义较突出，在广大知识界影响很广。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英国哲学家兼数学家罗素访问中国，主要在北大讲学。罗素演讲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相对论，特别是其哲学意义。此前，1920年5到6月，他访问苏联，会见了列宁，然后回到英国。离开中国后，他顺访了日本两周，在日本期间， 将列宁和爱因斯坦并列为思想革命的伟人。因此，罗素的演讲急剧升高了中国的相对论热。1921年4月，《改造》杂志出版 “相对论号” [1]，其中有夏元瑮翻译的爱因斯坦的通俗著作《相对论浅释》，徐志摩的文章，王崇植的两篇译作。1922年2月，《少年中国》杂志也出版 “相对论号” [1]，包含三篇文章，其中魏嗣銮写了两篇。1922年7月，爱因斯坦接受了北京大学的邀请，拟于年底在访问日本结束后，正式访华。在去日本途中，11月13和14日，以及返程中，12月31日至1月2日，爱因斯坦在上海逗留。但是正式访华取消了。但是，为了迎接爱因斯坦而准备的演讲和报刊文章仍然将中国的相对论热推向高潮。1922年11月到12月13日，北京大学举办了7次相对论演讲。1922年12月25日，《东方杂志》出版 “爱因斯坦号” [1]，发表了10篇文章以及爱因斯坦小传和著作目录以及爱因斯坦夫妇的合影，其中有李润章编译的郎之万的演讲、郑贞文编译的石原纯的演讲、周昌寿的文章、郑贞文的科学短剧。《申报》在岁末和年初的星期增刊中分别刊登相对论方面的演讲记录。《科学》和《大陆报》介绍再次检验光线弯曲的天文观测。《申报》1923年元旦刊登相对论书籍广告。关于爱因斯坦访问计划的再回顾
前面提到的1921年罗素对日本的访问，是由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邀请的。他问罗素世界上哪三位人物最重要人物，以便他也邀请。罗素说了列宁和爱因斯坦两个名字 [8]，正如他在演讲中也将他们列为思想伟人。山本通过理论物理学家石原纯与爱因斯坦初步接洽。石原纯在日本获博士学位，曾在欧洲访学，求教于索莫非、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等顶尖物理学家，成为日本最重要的相对论专家。如前所述，他的科普文章也被翻译为中文。他是爱因斯坦访日期间的翻译和陪同。中国对爱因斯坦的邀请最早是在1920年 [4]，在德国访问的前教育部次长袁观澜代表北大校长蔡元培发出，爱因斯坦没有接受。但是1921年3月蔡元培访德期间，由北大物理教授夏元瑮陪同拜访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表示，目前即将去美国，但乐意将来访问中国。夏元瑮先在美国求学，1908年又到柏林大学学习，听过普朗克和鲁本斯的好几门课。1919年，他又回到柏林大学访学两年，与爱因斯坦有不少交流。他还曾介绍梁启超与爱因斯坦夫妇共进晚餐。前面提到的爱因斯坦1919年信中提到的 “高雅的中国人”，估计是指夏和梁。统观中日的邀请，可见，同行朋友（日本的石原纯和中国的夏元瑮）引荐的邀请，似乎容易打动爱因斯坦。当时在柏林的北大教师朱家骅继续与爱因斯坦商讨，希望爱因斯坦去北大访问一年 [4]。我注意到，1922年1月，山本给爱因斯坦明确开出了优厚的条件，也提出了具体要求 [3]。在决定去日本的前提下，3月，爱因斯坦通过中国领事馆告诉中方，可以顺访中国半个月，询问条件。这时朱家骅还坚持爱因斯坦先去中国一年，再去日本。爱因斯坦回信说，先前中方预备提供的资助不够，现在日本提供了合适的资助，所以顺访中国两周，他本人考虑到中国的冬天比日本温暖，所以希望先访问日本。而且他说，日本先给出了合适条件，所以有优先权，即使中国邀请在先。蔡元培回复，提供食宿和每月1000中国元的报酬。爱因斯坦再次表示只能顺访两周，报酬1000美元，承担东京至北京，再去香港的旅费以及旅馆费。因为北京大学财政困难，在梁启超承诺支持后，蔡元培接受条件。爱因斯坦表示将于新年前后到达北京。看上去，这个达成协议的过程不算很顺利。爱因斯坦当时是在乎报酬的，但是意见公平中肯。众所周知，当时，日本已经比较发达，财力雄厚，而中国还很贫困，大学也处于财政困难。蔡元培和朱家骅本来希望爱因斯坦来去一年，最好在日本之前，但是又不容易提供爱因斯坦满意的资助。最后能达成协议，中方已很不容易。日本最初给爱因斯坦的资助是一个月约2000英镑报酬和700英镑旅费 [3,4]。我查到，1922年时，1英镑约等于4美元，1中国元约合半美元，因此是1/8英镑。所以爱因斯坦向蔡元培要求的报酬（两周1000美元）相当于同等时间下日本报酬（每月英镑2000=两周1000英镑=两周4000美元）的1/4，而蔡元培起初打算提供的报酬又是爱因斯坦要求的1/4（每月1000中国元=两周500中国元=两周250美元），是日本报酬的1/16。作为对比，我也查到，一年前，罗素在北京大学访问，他很满意的高薪是1年2000英镑，比前一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一年的报酬还高不少 [9]。1年2000英镑约合每两周80英镑，即640中国元。所以蔡元培大概想以比罗素高得多的报酬，请爱因斯坦复制罗素在中国的长期访问。但是当时爱因斯坦的报酬行情要高得多，大概是最高的人，算是天价。但是爱因斯坦在日本的公众演讲，日本东道主是卖票的，而且价格较高（是普通人一次餐费的10倍）。爱因斯坦也在东京大学做了专业讲课。日本人的接待工作从上海就开始了，向导稻桓守克夫妇夫妇到上海来接，又全程陪同爱因斯坦夫妇在日本的旅程和活动。日本方面对爱因斯坦安排照顾得很仔细周到，爱因斯坦非常满意，也很喜欢东道主山本实彦。离开日本前，爱因斯坦给翻译和陪同石原纯写了感谢信，12月30日，爱因斯坦登上离开日本的船后，又给山本夫妇每人专门写了封赞美信，说山本先生出自自身的动力，将能量贡献给改善社会，还说他致力于建立一个阻止战争的国际组织，又说“为此，首先需要各国人们的相互理解，强调人类的共同财富，首先是科学。我是这样理解你对我的邀请。” [3] 山本实彦是日本的名人，鲁迅的朋友，曾经引进中国作家的作品，还最早出版过鲁迅全集。正如爱因斯坦的印象，山本有政治追求，而且当时算左派（但是据说山本有机会主义，后来右转）。忧国忧民的蔡元培先生表现出拳拳之心。爱因斯坦在日本时，他还在为欢迎爱因斯坦来访而征集签名。爱因斯坦是爽约了。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他突然要去巴勒斯坦，加上与北大缺少沟通 [4]。爱因斯坦第一次逗留上海时，有一位德国人斐司德和他的美国朋友罗勃生和他接触，他们也曾经试图邀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误以为他们与蔡元培有关。但事实上蔡元培与爱因斯坦没有做任何接触。如果蔡先生与爱因斯坦保持联系，情况也许会不一样。最近我留意到，爱因斯坦访日的邀请者与一年前罗素离开中国后访日的邀请者一样，都是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蔡先生元培如果与日方邀请人做好协调，效果也许也会好些。蔡元培将爱因斯坦表示不能来华的信的译文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还写了个跋，里面说“我们已有相对学说讲演会、研究会等组织，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我们有一部分的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怎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什百倍，也肯用一个月费二千磅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我想安斯坦博士也未见得不肯专诚来我们国内一次。我们不必懊丧，还是大家互相勉励吧！” 这里的 “一个月费二千磅” 显然来自日本和爱因斯坦的最初协议。寻找爱因斯坦在上海的踪迹
10天前，澎湃新闻记者陈竹沁采访我，我们一起寻访了爱因斯坦在上海两次逗留的几个落脚地。我们去了汇山码头、爱因斯坦第二次抵达汇山码头后旋即逗留的浦江饭店、爱因斯坦第二次来沪的第二天举行讨论会的工部局礼堂、爱因斯坦第一次来沪后参加晚宴的王一亭家梓园、爱因斯坦第二次来沪居住的原杜美路9号。有历史就在眼前的感觉。原杜美路9号于1939年改造为杜美大戏院，后来改称东湖电影院，现已不存在。原址上是其他建筑。梓园在乔家路，属于老城厢，已经成为征收地块，居民已经搬迁出去。梓园的门锁着。图5 梓园 | 施郁\摄
一位路过的附近居民告诉我们附近有徐光启故居，还有一处墙上有徐光启和一位外国人的画像。于是，我们去看了徐光启故居。也看了那两个画像，原来是徐光启和爱因斯坦。市井之中，有居民在自家墙上画了与这个地方有关的这两位历史名人。这个结合太有意思了，徐光启（1562.4.24-1633.11.8）和爱因斯坦曾经在不同时间，相距300年，出现在同一个地点，而当地居民知道。徐光启的一个重要事迹是与利玛窦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爱因斯坦与《几何原本》非常有缘。他曾经回忆他12岁得到一本《几何原本》，说它的“这个透彻和确定性给我不可描绘的印象（this lucidity and certainty made an indescribable impression upon me）”。他还写过：“如果欧几里得不能点燃你的热情，你就不是生来做思考科学思考者的（if euclid failed to kindle your youthful enthusiasm, then you were not born to be a scientific thinker）。”爱因斯坦也曾同时说到欧几里得几何和中国。下面这段话有不同版本和不同翻译。下面是a. f. wight的版本 [10]：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西方科学的发展建立在两个伟大成就之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系统（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实验找到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不必因为中国圣贤没有做出这些而惊讶。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发现终究还是有人做出来了。
[1] 戴念祖, 物理, 2005(1):2
[2] 施郁，1922年的今天，爱因斯坦在上海滩做了些什么？知识分子，2017年11月13日； 爱因斯坦在上海和日本，科学，2019，71（2）：40-45。
[3] einstein a.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1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4] 施郁，爱因斯坦访华计划为何流产？知识分子，2017年11月19日；爱因斯坦正式访华的计划为何流产，科学，2019，71（2）：46-50。
[5] 景智宇，拜客：上海通志馆 2021-01-29。
[6] 施郁，爱因斯坦的奇葩诺奖，知识分子，2017年10月3日；科学文化评论，2017，14（6）：111-120。
[7] 施郁，98年前的今天，谁一夜成名？知识分子，2017年11月7日；百年前的柏林人爱因斯坦：成名、政治和旅行，科学，2019，71（1）：47-52。
[8] 胡大年, 爱因斯坦在中国,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
[9] paisley, j. 2020. master thesis. harvard extension school.
[10] wright. a f. am. his. rev. 62, 918,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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