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德：赌徒、疫苗帝国缔造者，最懂媒体的科学家
撰文｜张天祁
责编｜小蓟
今天是巴斯德诞辰200周年。
路易斯•巴斯德是国际知名度最高的法国科学家，长期以来被誉为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之父。他是微生物学说的奠基人，他让医学界人士认识到了医院作为微生物传播放大器的危险，他建立了传染病的细菌理论，推广手术无菌技术，开启了疫苗研究，创造了狂犬病和炭疽疫苗，拯救了无数的生命。
对于巴斯德的成就和性格，已经有很多介绍。本次《知识分子》的文章旨在讲述巴斯德晚年在研究上的冒险精神，他的实事求是和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并且展示了巴斯德在科学家身份背后，被忽视的商业、艺术和媒体公关能力。
科学赌徒
1885年7月16日前夜，巴斯德整晚没睡好。因为第二天，他要为一位9岁的孩童接种最后一针狂犬疫苗。
此时的巴斯德投入到狂犬疫苗研究已经有几年时间。他在动物身上做了一系列实验，但关键的人体实验始终没有机会实现。
这年3月，苦于找不到人体实验机会，巴斯德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很想首先在自己身上试验，即在我身上接种狂犬病，然后再用疫苗制服它。只要我能经受考验，确信我的实验结果。”
这种堪称赌命的夸张想法没有实现。7月6日，一位母亲带着9岁的约瑟夫·迈斯特来到巴斯德面前，迈斯特被狗咬伤了14处。狂犬病发作后几乎是百分之百死亡，因此这位母亲来求助正在进行疫苗研究的巴斯德，在人身上验证狂犬疫苗的机会来了。
巴斯德咨询了当时两位著名的医生，医生的判断是如果不打，孩子必死无疑。但如果疫苗不成功，巴斯德损失的不只是名气，可能还要上法庭。
尽管有以身试毒的自信和魄力，巴斯德依旧很清楚狂犬疫苗用在人身上的风险，“我非常害怕一次失败会毁了今后的研究......我已在狗身上积累了许多预防狂犬病的实例，但总觉得如果用到人类身上，我的手就会发抖。”
况且迈斯特母亲上门求助时，巴斯德的疫苗研究还不足够完善。在前期的动物实验中。巴斯德前后给26条被疯狗咬伤的狗注射过三种疫苗，存活率仅为62%。而他现在手头的疫苗，刚刚开始第二轮动物实验。
几经权衡后，巴斯德决定冒险一试。在医生的见证下，孩子接种了疫苗。
巴斯德的疫苗是由感染狂犬病兔子的干燥脊髓制成，分多次接种，每次接种的毒力都会比上次更强。到最后一针接种前，巴斯德焦躁不安，他的妻子玛丽在家信中说，“一想到对孩子的最后一次注射，他就心乱如麻。”
到7月21日，约瑟夫·迈斯特寄给巴斯德一封信“亲爱的巴斯德先生，我身体很好，我睡得好，胃口也很好。”巴斯德成功了。
这不是巴斯德第一次冒险了。
1881年6月1日晚上，同样是个不眠之夜，巴斯德在实验室中焦急地踱步，他在等待一场重大赌局的胜负揭晓。
这场赌局赌的不是别的，正是他的实验结果。一个多月前，巴斯德决定接受挑战，在离巴黎40公里远的普伊勒堡一家农场进行公开实验，以证明自己新发明的炭疽疫苗的效力。
炭疽病是历史上著名的牲畜杀手，马、牛、羊都有可能成为这种疾病的牺牲品。炭疽病发作之前几乎毫无预兆，动物会在很短时间内全身颤抖、不支倒地，口鼻和身体流出黑色粘稠的血液，一切发生的太快，农民只能眼睁睁看着家畜死去。炭疽病在法国肆虐，每年给法国的畜牧业带来高达两三千万的损失。
法国农业部曾经委托巴斯德研究炭疽病的课题，1881年初，巴斯德在科学院公布了自己的研究进展：通过减轻病菌的毒力，可以把致病的微生物转化成活性有限、能够预防疾病的微生物，制成疫苗预防炭疽病。
这种说法受到了兽医们的挑战，他们不相信如此可怕的疾病可以轻易解决。其中，默伦的一位兽医、《兽医杂志》编辑罗西诺尔反对最为激烈。
没能力和巴斯德做学术争论的罗西诺尔，选择在大众媒体上挑战巴斯德。罗西诺尔公开建议，由自己提供场地，巴斯德在大众面前公开进行疫苗接种实验，“为了克服对它的怀疑，有必要让它跨过实验室的门槛，在公开实验中证明它”。这份建议通过默伦农业部门官员送到巴斯德手里，巴斯德没有多说，他同意了这次挑战。
虽然没有约定具体的赌注，但这场比赛无疑赌上了巴斯德的名声。当时巴斯德已经是声名卓著的科学家，一旦这次公开实验失败，之前积累的名望可能会一下跌落谷底，甚至毁了实验室的前途。
更重要的是，巴斯德没有准备好。巴斯德的减毒思路来自之前制备鸡霍乱疫苗的经验，通过在氧气中暴露来降低病菌的毒性，但这对炭疽杆菌作用很小。巴斯德的实验笔记显示，他做了很多小型的动物实验，但减毒疫苗的效力一直不够稳定。
所以，当巴斯德同意这场赌赛时，实验室的成员鲁和钱伯兰非常震惊，他们知道实验的进展还不够，可是他们的劝阻挡不住巴斯德的决心。
4月28日，巴斯德公布了实验方案，在接受实验的50只羊中，一半在5月5日和5月17日分两次接种毒力渐强的疫苗，而另一半作为未接种疫苗的对照。5月31日，所有绵羊都会接种炭疽杆菌的毒株，这意味着几天之内就能见到结果。
1881年5月5日，法国普伊勒堡像过节一样热闹，人们从各地涌入车站，来到一家农场。其中包括法国兽医兼农业部主任和其他官员，来自巴黎和本省的50名兽医、农民代表、还有各大报纸的记者们，其中甚至还有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位驻法记者，小小的农场成了法国当时最受关注的舞台。
巴斯德就是舞台的焦点，面对人群，他大胆做出预言。未接种过疫苗的羊将会全部死亡，只有接种疫苗的25头能存活下来，这个预言迅速出现在报纸上。
但无论彩排了多少次，正式演出之前演员还是会怯场。为羊群接种完毒株后，巴斯德忐忑不安。根据巴斯德实验室成员鲁的回忆，6月1日晚上，巴斯德收到了罗西诺尔一封电报，得知有一只接种过疫苗的羊可能快不行了，“顷刻之间，他的自信动摇了。”
无言的焦虑持续到了第二天早上，直到早上8点，巴斯德、他的实验室成员和他的家人还在担心坏消息可能再度出现。9点，巴斯德终于收到了来自普伊勒堡的消息，“18头没有接种过疫苗的动物死了，剩下的也快死了。接种过疫苗的动物，它们全活着。”巴斯德赢了。
巴斯德立刻赶往实验现场，当他到达车站时，迎接他的是欢呼和鼓掌的观众们。发起挑战的兽医罗西诺尔甚至一转攻势，把实验用的农场改名成“巴斯德园”。
这场胜利成了媒体报道的焦点，一家报纸写道：“普伊勒堡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巴斯德的实验是确凿的、决定性的。布里地区的农民现在有了一个现成的防治炭疽病的药方：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只需用巴斯德先生的减活病毒给羊群接种疫苗。”
巴斯德成了国际名人，法国政府派巴斯德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医学大会，尽管巴斯德并不是一名医生。在大会现场，巴斯德一进场就受到了全场的热烈欢迎，欢迎的程度让他以为是某位亲王或者王子到场了。
法国各地，甚至德国、匈牙利、意大利都邀请巴斯德去公开实验，巴斯德和他的团队开始了炭疽疫苗接种实验的国际巡演。每次公开实验成功后，都有更多疫苗订单涌入巴斯德的实验室。
巴斯德在科学院的演讲中用诗人维吉尔的一句话总结了这次胜利，“幸运眷顾大胆的人。”
实验室对医院的胜利
巴斯德的选择或许显得太过冒险，但当时的他迫切需要证明自己，尤其在医学领域证明。
巴斯德于 1822 年12月27日出生于法国，是一个制革匠家庭的第三个孩子。上学时的巴斯德并不出众，他肖像画得不错，却常被批评过于写实而缺乏想象力，不过，那种细致敏锐的观察力，或许预示了巴斯德未来在科学发现上的成就。
在研究的道路上，巴斯德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他一直是一个外来者、挑战者。每过几年，他就会跳出原来的研究领域，甚至投身新的学科，但几年之后，他就能拿出全新的科学发现，并且在应用领域做一番改革。
以化学家的身份出道，巴斯德因发现分子手性而成名。没过几年，在为酒厂研究葡萄酒、啤酒发酵中变质的现象时，巴斯德发现微生物是变质的关键，并且发明了巴氏杀菌法，改革了整个食品工业。
由此，巴斯德发展了他的微生物学说，也开启了和博物学家多年的争论。通过著名的鹅颈瓶实验，巴斯德在对自然发生学说的争论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随后是农业，巴斯德应农业部之邀研究蚕病问题，在复杂的症状中识别了两种蚕病，帮助整个养蚕业减少了大量损失。到四十岁，巴斯德成为了微生物学的代言人。
功成名就的巴斯德下一个研究目标是传染病，为此他需要在医学舞台上证明自己，但这是阻力最大的一次。
1873年，巴斯德入选医学科学院自由合作院士。当时巴斯德已经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医学科学院招募他，可能是希望化学博士巴斯德能提供一些专业建议，也可能是为了借重他的院士名气。
当时医学科学院的医生们不会想到，这位没有医学背景的新同事未来会参与医学争论、改革治疗措施、甚至颠覆整个医学界。巴斯德也想不到，这些同事会在未来成为他坚定的反对者。
在炭疽疫苗实验前一年，巴斯德在医学科学院做报告时，与听众中的一位医生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甚至升级到了动手，好在被人拉开了。事后盖兰要求进行决斗，但在第三方的调节下没有成真。经此一役，巴斯德不再参加医学科学院的会议。
这场冲突是巴斯德在医学科学院工作环境的一个缩影，自从这位“门口的野蛮人”来到了传染病领域，医生们就成了反巴斯德的主力军。
洗手，是巴斯德与医生们冲突的第一个重要焦点。
出于实验需要，巴斯德实验室有着严格的清洁规定。实验室一角，有一个深深的水槽，上面装着水龙头，左边是一只肥皂盒。巴斯德会亲自教新来的实验室成员如何仔细地、长时间洗手，洗完手还要开大水流冲洗肥皂，保证下一个人用上干净肥皂。巴斯德甚至洁癖到不与人握手，如果迫不得已要握，他下一个目的地就是洗手池。
而他的医生同事简直是他的反面，尤其是外科医生。19世纪的医生几乎没有感染知识，医院充满了尿液、呕吐物和其他体液的臭味，气味令人做呕，工作人员有时会用手帕捂住鼻子走动。在医院，充作手术台的桌子常年累月没有清洁，外科医生们则时常穿着一件沾满了血和脓的“屠宰服”。
在巴斯德时期，外科医生几乎可以说是屠夫的同行，外科手术死亡率居高不下，医院被称为死亡之屋。巴斯德在讲课时提到，1815年战争时期，安置在屠宰场的伤兵比安置在医院的存活率高。
在那个年代，一场典型的外科手术是这样的：一间昏暗狭小的屋子，挤满了看热闹的观众和实习的医生，一旦后排人的视线被挡住，就大声喊“头，头”。被皮带绑在脏桌子上的患者试图挣脱，医生则炫耀着自己的手法，让观众为他计时。几分钟后，断肢跌落地面上的木屑中，现场爆发出欢呼和掌声。
在洁癖的巴斯德眼里，这简直是人间地狱。基于对微生物的了解，巴斯德建议医生同事们手术前把手术刀放在火上烤一烤，把仪器放在火上加热半小时，并且只用消过毒的纱布团、绷带、海绵和事先煮沸过的水。
然而，这些固执的同事们根本不听建议，为了反对巴斯德，一位外科医生同事把“屠宰服”穿到了手术室外，为了和巴斯德作对，手术前他还会把干净的导流管放在地上擦几下。
虽然今天看起来滑稽，但巴斯德的同事们反对他却并不是出于愚蠢。当时医学领域的主流范式是 "病态的自发性"，疾病来自身体内部，或者是身体和周围环境失衡的后果，需要靠健康、道德的生活方式调养。
19世纪的科学家已经在血液和脓液里发现了多种微生物，但在医生看来，微生物并不是病因，而是生病的产物。医生们始终不能相信，疾病来自身体外的微生物，而不是身体内部。
拒绝微生物知识的后果是，医学对很多疾病的研究只停留在观察和描述的层面上，找不到清晰的病因。按照当时的医生手册，一种疾病可能是由于环境潮湿、久坐不动、滥用饮料、过度饥饿、身体衰弱等等原因导致的。
巴斯德从来没有这种理论包袱，他只相信自己的实验、观察和判断。
在当时的法国，医院一直被视为科学进步的关键，实验室人员被认为是医生的辅助，在医学界没有地位。德国则和法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实验室和科学成为了推动医学进步的核心。
巴斯德早就对法国轻视实验科学的风气不满。早年成名的巴斯德，在自己的祖国，却多年来都没有找到一个安定的实验室，而欧洲其他国家已经建立了多个大型实验室。为此，巴斯德曾在报纸上为实验科学辩护，“最大胆的观念，最合理的思辨，只有通过观察和实验才能具体形成。实验室和发现是关联词。”
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巴斯德更是认为过度看重政治，忽视科学和教育是法国的败因，他说，“长期以来，法国当局不知道理论科学和民族存亡之间有密切联系这条定律...始终徒劳无益地为寻找最好的政府形式而忙碌，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关心只是敷衍了事。”
现在，巴斯德要为自己的实验室在医学界正名。过去研究葡萄酒发酵变质时巴斯德意识到，除非存在特定的微生物，不然酒不会变酸，无一例外。也就是说，葡萄酒的“病因”都来自一种特定微生物。他的判断很准确，最后分离出了这种微生物。
在传染病研究上，巴斯德用了相同的思考方式。他假设每一种人类的传染病，最后都能追溯到一种特定的病菌，病菌会在每一例病例中出现，无一例外。这次他又对了，链球菌、炭疽杆菌、霍乱杆菌被各国科学家相继发现，实验室战胜了医院。
这不仅是学术知识上的胜利，也在学科层面上重塑了医学，为公共卫生打开了大门。了解到传染病来自病菌，消毒、控制、隔离种种措施就必不可少，全面的疫苗接种也提上日常，通过细菌学的知识指导如何消灭病菌，实验室成了公共卫生政策的核心。
用商业把胜利最大化
艾滋病专家帕特里斯•德布雷在《巴斯德传》中提到，巴斯德致力于“为说服一些人而做实验，为批评一些人而写抨击文章”，但德布雷没有提到的一句话是：巴斯德还致力于把胜利最大化。
炭疽疫苗公开实验大获成功后，巴斯德的老对手，德国科学家科赫公开攻击大卖中的炭疽病疫苗，他详细分析了1882年初疫苗在德国和法国的失败案例，指责巴斯德的疫苗的分类方式不合学术标准。
科赫还直接质疑巴斯德实验室生产的疫苗质量，“巴斯德先生自今年4月1日交付的疫苗要么太弱，要么太强。”科赫看得很准，标准化不足、质量不稳定是巴斯德疫苗的软肋。
但最后的胜利者还是巴斯德。这次巴斯德战胜对手的法宝不是科学发现，也不是公开实验，而是商业。
在这场论战中，巴斯德没有和科赫在学术上纠缠疫苗标准的问题，他重新定义了标准。炭疽疫苗标准既不是国家制定和强加的公共标准，也不是由一个行业制定和采用的集体标准，更不是科赫提出的学术标准，而是由巴斯德实验室和公司制定的标准。
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作为科学家，巴斯德一直是一个实干派。他过去的科学发现和成就，大部分都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实现的。这次论战中，身为科学家的巴斯德却嘲讽科赫是“科学拜物教。”
巴斯德的天赋和执行能力并不局限于科学。普伊勒堡的公开实验刚刚结束，巴斯德就敏锐地意识到大笔疫苗订单要来了，实验室不能处理这些需求，需要建立一套商业模式。
巴斯德的思路很清晰，“从今天起，炭疽病流行地区的农民将订购这种疫苗。除了我的实验室之外，还必须立即组织一个实验室和一个办公室。”研究、生产、商业分工的模式就此奠定，巴斯德的实验室负责研究，新组建的实验室负责生产（由实验室成员钱伯兰管理）、办公室负责订单及其他商业事宜。
根据两个实验室的工作记录，可以看到他们的运行模式非常现代。巴斯德的实验室是学术实验室，负责提供凯时尊龙官网的技术支持。钱伯兰的实验室负责生产，质量控制、标准化都是他的任务。出现不明原因的接种事故时，巴斯德会首先怀疑钱伯兰对疫苗制备的监控不够严密。
明确分工的同时，两个实验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巴斯德也会提供新的技术凯时尊龙官网的解决方案或新产品给钱伯兰，比如新开发的猪瘟疫苗。这种模式在今天的生物技术初创企业也很常见，企业要和来源地大学保持持续的科学互动，获取技术和启动新研究。
在生产方法和产品稳定下来之前，大规模生产和分发炭疽疫苗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它涉及到建立一个新的生物工业，同时逐步解决疫苗的校准、可重复性、保存和运输问题。
1882年3月，巴斯德注意到疫苗的毒力随着连续的培养减弱。他想到两个办法来保证疫苗的治疗，第一，定期更新它们的来源；第二，确保疫苗新鲜并被仔细保存。为此，负责生产的实验室建立一套系统，把生产出的疫苗全部标注上时间，定期对既存的疫苗进行生物测试以检验质量。
实验室内部的监测手段之外，巴斯德还有一个创举，利用用户组成外部监测系统，为他提供监测数据。
这个外部检测系统是通过兽医实现的。对于那些，曾经是自己反对者的兽医，巴斯德很早就认识到了他们的战略作用，疫苗可以帮助兽医在农民中建立名声，因此兽医最有动力推广疫苗，也最关注疫苗质量。通过利益，巴斯德把兽医与他的疫苗紧紧捆绑在一起。
为了更好地保持与兽医的关系，巴斯德的团队为兽医提供了详细的疫苗操作指南。并且定期向兽医群体提供调查问卷，收集疫苗涉及疫苗稳定性和标准化的数据。巴斯德本人甚至一直与兽医保持密集的通信，其通信对象就包括曾对巴斯德发起挑战的罗西诺尔，现在他在当地农场为巴斯德测试疫苗免疫持续时间。利用兽医网络，巴斯德得以在广阔的真实世界测试自己的疫苗数据，这节省了大量动物实验成本以及工作量。
巴斯德从不怠慢这些兽医。1882年，疫苗接种由于疫苗毒力衰退出现了大量事故。巴斯德立刻通过中央兽医协会组织了一次公众讨论，安抚基层兽医。会上，巴斯德很罕见地承认了自己犯了错误，恳请兽医提供数据改进疫苗，巴斯德甚至想过给疫苗用户上一份保险，来抵消不确定性带来的危害。
几年过去，巴斯德、钱伯兰和鲁通过疫苗重塑了兽医群体，兽医成了疫苗接种方面的专家、疫苗产品的地推团队、疫苗数据的监测员，还有报纸杂志上的疫苗宣传员，在最巧妙的地方在于，养这个团队巴斯德没花一分钱。
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曾这样评论，“从初出茅庐开始，巴斯德就很善于培育对自己有兴趣的团体，并且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利益和巴斯德自己的利益是分不开的。”这句话用来形容巴斯德和兽医群体的关系再合适不过。
巴斯德的商业帝国迅速膨胀，1881年有16.4万次炭疽疫苗接种，1882年达到70万次，1885年超过90万次。依靠商业上的成就，巴斯德现在可以轻易回击科赫：疫苗的无害性是建立在对几十万只动物进行接种的统计数字之上的。如果要问数据从哪里来，巴斯德建议“给科赫看所有兽医的报告”。
科学家里最懂媒体的
巴斯德疫苗最彻底的胜利，是在媒体上。
巴斯德第二个救助的狂犬病人，是15岁的牧羊人让—巴蒂斯特·朱皮尔，他为保护同伴被野狗咬伤。巴斯德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故事。
1885年10月26日，在法兰西科学院的演讲中巴斯德讲述了朱皮尔的故事，朱皮尔和六位年龄更小的小伙伴在一起，偶遇一条魁梧、可疑的疯狗。朱皮尔冲到小伙伴身前，用鞭子和胳膊抵挡疯狗受了重伤。报告在学院受到热烈欢迎，大家同意为小男孩颁发国家美德奖，奖金1000法郎。
巴斯德太清楚什么故事能在媒体上火起来了。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引起了广泛反响，大家热议朱皮尔勇敢的行为，狂犬疫苗的神效，有雕塑家还专门塑了一尊朱皮尔勇斗恶狗的铜像，后来安放在巴斯德研究所院子里。朱皮尔长大后，还当了巴斯德研究所看门人，成了参观巴斯德研究所合影对象的不二选择。
朱皮尔长大后和自己的铜像合影
巴斯德留给现代人的印象，可能是一位孤独、执着、专注科学的科学家。但实际上巴斯德一直是一个很会讲故事，在意自己公共形象的人。这个孤独科学家形象，就是巴斯德亲手塑造，并希望给世人留下的印象。
巴斯德最出名的传记出版于1900年，作者瓦莱里•拉多是巴斯德的女婿。这部书曾经一度是市场上唯一的巴斯德传记，因为其他人写巴斯德的传记，都要经过巴斯德家族的后代同意。
这本书某种意义上是巴斯德自己的作品，巴斯德在世时，传记的前身《一个门外汉讲述的科学家的故事》已经出版。巴斯德亲自修改了这部作品，现存原稿上还能看到巴斯德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
巴斯德女婿的传记中，巴斯德除了科学几乎什么都不关注，只是专心工作。比如关于1885年巴斯德一幅著名肖像的故事，传记里是这样记载的，“埃德尔费尔特，这位芬兰画家恳求允许他进入实验室画几幅素描。巴斯德来来去去，专注于他的工作，没有注意到这位画家。”
巴斯德最著名的肖像，日后身穿制服、凝视实验器具成了科学家拍照的标准套路
但埃德尔费尔特的家信里可不是这么说的，他提到巴斯德为了这幅肖像，每周可以空出三个下午。而且因为实验室树荫太多，为了让光线通透，巴斯德打开了平常播种培养物的小房间，这里一般是不开门的。考虑到巴斯德的洁癖，冒着污染实验室的风险，他已经做了很大牺牲。
巴斯德甚至亲自决定了这幅肖像的布局，埃德尔费尔特记录，“他让我拿走一个微型瓶子，然后把一个更大的玻璃圆顶放在手里，上面用一根线悬垂着一根兔脊髓。巴斯德说，这现在还没被完全理解，但将来会很重要...... 此外，他还检查了我放在他周围的所有用具，让我去掉一些不需要的，把其他的放在那里。”
兔脊髓也就是狂犬病疫苗毒株的载体，画像的时间是1885年初，当时巴斯德还没有获得狂犬疫苗的成功。但在当时，他就在考虑把狂犬疫苗和自己的形象绑定在一起。
巴斯德曾经做过画家，他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效果。终其一生，巴斯德都和艺术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很多画家有不错的私交。和艺术圈打交道，让巴斯德比同时代的科学家更敏锐地意识到媒体报道对声望的影响。
实际上，找人来画肖像就是巴斯德自己提议的，为的是在巴黎沙龙展出自己相关的作品。19世纪末巴黎沙龙名气到达了顶峰，是媒体讨论的焦点。1886年初，巴黎沙龙出现了三幅巴斯德的相关作品，背后都离不开巴斯德的运作。甚至评论家对画作发表的好评或者差评，巴斯德也要一一回信。
在下一年的画展上，他一位表亲孩子的画作就引起了他的不满。1886年到1887年，正是狂犬疫苗受批评最严厉的时间段，这幅画作的题材却是给一位小婴儿注射狂犬疫苗。巴斯德写信说“我们希望并迫切请求您不要展示这幅画，至少今年不要...我的要求可能会冒犯，但我绝对坚持。如有必要，我将亲自和正式干预，以阻止其展览。”
巴斯德在媒体上持之以恒的努力收到了回音，狂犬疫苗的成为全球知名的产品，美国甚至俄罗斯的病人都远道而来。
狂犬病治疗的热潮，使得巴斯德决定建立巴斯德研究所，作为治疗和研究狂犬病的机构。在他巨大的成就和在全球媒体的影响力下，巴斯德研究所迅速建立。
研究所落成时，巴斯德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1888年的落成典礼上，巴斯德的儿子代他宣读感谢词，“唉，当我作为一个‘被时间征服’的人，走进这座伟大的建筑，这座工作的殿堂，我有一种辛酸的忧郁。”
这是巴斯德终生期望，他争取了一辈子的实验室，但他没有在里面工作过一天。巴斯德工作不动了，他花很多时间坐在维埃纳夫艾塘研究所附属公园的树下，在他的家人包围下度过晚年。
制版编辑 | 松仪
